常有人问我：弹钢琴成名、成才、成功那么难，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问题我真不知道一下子该怎么回答……但我想问：成才或者成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成为世界有名的钢琴家吗？是赢比赛吗？那比赛赢完了怎么办呢？成功的意义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一个人来说，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他教出了一批非常棒的学生，这就是他的成功。你总要对你自己的成功下一个定义，但不能是把你想法里的成功放到我这里，那不会适用。这不是一个数学公式套到哪里都可以。不管你怎样给成功下定义，最重要的是要有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Clara Yang（杨慧）
杨慧教授
为什么要学艺术？
航（刘航）：杨教授，您好！您这么年轻，已经是 UNC音乐学院钢琴系的系主任，并且是终身职的副教授了。在您的履历里有那么多辉煌的演出，与全世界那么多著名音乐家有过成功的合作。这似乎是当今每一位自愿或不自愿坐在钢琴前的琴童，以及这些琴童的家长们梦想的终极目标。毋庸讳言，而今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稍有些条件的华人家庭都可能要求孩子学习艺术，特别是弹钢琴，甚至由于国内高考艺术类院校的特别招生规定，不少人把学习艺术作为升学的一条捷径。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杨（杨慧教授，以下简称“杨”）：这可不是一条捷径。如果是文化课学不好才来学艺术，那么根本出发点就错了。人们只看到王羽佳、郎朗在舞台上的鲜花与掌声，他们背后的付出又有多少观众知道？真正身处那样的境地，那是常人很难想象、理解和承受的重压。如果是求名誉，为挣钱，那这跟音乐和学习艺术没有关系。
航：我虽然没取得您这么大的成就，但好歹也是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对您所说的艺术创作，或者说艺术工作之苦，特别感同身受。我的理解：这真的是需要“真爱”才能坚持走下去的一条路。但讲老实话，艺术生们普遍文化课是不太好的，特别是外语往往成为短板。我们知道要弹好钢琴一般要从年少时就开始练习，您是从多大开始学琴？是自愿的吗？
杨：我妈妈非常喜欢弹琴，她以前学过一点儿，会教小孩子启蒙。在我 4岁的时候，我妈妈发现我有固定音准，而且又挺聪明的，就试着让我学习。更幸运的是我还有个搞音乐的三舅，叫杨智华。他那会儿发现我能坐得住，又喜欢弹， 就给我买了一架小钢琴，我还记得那是一架挺矮的小钢琴。
航：我们都从 20世纪 80年代成长起来，当时也不是家家有这个实力能买得起钢琴的。
杨：所以我说我一开始就很幸运嘛，有这样的家传。我家在天津，小时候跟天津音乐学院谢元老师学习，后来跟中国著名教授周广仁、李惠莉学琴。当然， 我也跟别的孩子不大一样，比较肯吃苦。我还记得当时每一两个礼拜就要坐火车进京去找周老师求教。那会儿没有京津高铁，是那种挺慢的火车，要赶车就得一早四五点钟从被窝里爬起来，当时我也就六七岁的样子，想想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我妈妈就觉得要学习就一定要跟一个很棒的人学习，我现在说不清当时算不算你说的“真爱”，反正是记得很折腾，但很快乐的感觉，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航：毫无疑问，那就是爱的萌芽。我又忍不住说自己，我记得上小学一学数学我就打瞌睡，但有一天得着机会用宣纸在家临摹一幅老虎国画，我妈妈说当晚后半夜两点我小屋的灯还亮着，第二天一早看到桌上那只一米多长的老虎临摹作品，都不敢相信是我画的。
杨：那你就不难理解我们后来在从事这门艺术的时候，遇到每一次困难要靠什么来撑下去，的确是要有热爱。其实不光在我们这个年纪，越往后走，比如我在耶鲁的老师 ClaudeFrank（克劳德·弗兰克），你听他弹琴，会觉得完全没有做作的感觉。他是用音乐来说话，做出来的东西非常纯净诗意。真正有火花激情燃爆的瞬间，也完全不是炫耀性的。他让我对学习音乐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我开始意识到音乐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这不仅仅是我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更是我的人生需要。
航：还是您开始说的，出发点、态度端不端正，决定着你能走多远、走多久。
杨：是的，在 Claude Frank的引导下，我开始意识到演奏者在台上的时候，是在跟底下的观众交流。不管台下坐的人懂不懂音乐，都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听众既然给你时间，坐下来听，你就要尊重他，把要表达的东西，尽最大能力表达出来。这个过程中，表演者能够感觉到观众的气场和自己的交流，你能感觉到这一瞬间他在跟你走，还是这一瞬间他溜号了……这真的能够被感觉到，这种彼此间的回馈很重要，所以演奏者责任是很大的。
航：你已经在践行一位音乐家的使命了。
杨：当然我们谈态度，同时也要重视技术的学习。这需要在平时练习的时候认真和刻苦，同时要带着自己的想法去进行演奏，力求在熟练掌握音乐内容与结构的基础上达到自信、自然、自由的演奏状态。要清楚学习技术的目的是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现在我在演奏时，会去力求展现作曲家的风格和意图，同时努力做到让听众了解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以及我对音乐的理解。我如今越来越敬畏音乐本身的力量，那是能够超越语言障碍来促进人们沟通、增进理解、启迪智慧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文化交流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我说这世界需要音乐家，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音乐家的使命。
航：说得真好！但我们知道，艺术家都无可回避地会面对创作的低谷，甚至有整个人的状态低落到崩溃边缘的那种难挨的日子，您怎么对抗这些负面情绪？
杨：没错，作为人，随时要跟自己脑子里的各种想法去抗争。每个人都会有杂念，无论你是学生，还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其实我跟很多表演者交流过这个问题，探讨演出前内心复杂的心理斗争。大多时候，我们要面对特别负能量的情绪，这是很自然的。但你如何能把它由消极的、不利的因素变成一种好的、有利于演奏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成熟艺术家最宝贵的控制力。从每次演出中我们可以积累经验和更好地谅解自己演奏前和演奏中的状态。
航：那么“灵感”呢？我们知道，即便是职业艺术家，这东西也不是随时说来就来的。
杨：作为表演者，要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因素积极地去激发自己的灵感。枯坐琴前很难有灵感，但它的出现会跟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学习音乐的经历、你对这个曲子的理解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并不是你在等着它。演奏、作曲还有像你们作家、记者写文章，大概都是相通的道理，很少有灵感凭空而来。创作者要去主动寻找，朝外找的同时，也要朝内，与自己内心的负面暗示做斗争，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是艺术表达人性的最好体现。
航：看您聊音乐、聊演奏，眼睛里都闪着光芒。我以往采访画家聊自己的画作，科学家聊自己的实验项目，还有医生谈自己如何攻克一个疑难杂症时见到过类似的目光，这目光里诉说的是对这门专业真切的热爱。无法想象一个并非自觉自愿学习音乐的人，能够像您这样沉浸其中，思考着，又痛并快乐着。
杨：我开始学琴的时候就不是抱着那种“我妈非得让我练琴”的态度，我妈妈也不是以那种“一定要成名”的心理去支持我练琴。最近一次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做讲座，我问坐在下面的年轻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弹钢琴？”一开始教室里鸦雀无声，后来有一个学生颤抖着举起小手说：“我就是真的喜欢！”我一听他这么说，看到他那种怯生生但又无比真诚的状态，我当时就忍不住热情地对他说：“那你就是太好了！”这才是我如今作为教师，想要看到的学生。
杨慧 4岁时第一次登台。据她回忆，当时因为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把一曲弹完一遍还觉得不过瘾，于是又弹了一遍，直到被请下台。
我最怕的是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文化课学不好，或者觉得别的干不好，家人逼着我练琴我也就练了的学生。那样的话，即便一天练 8个小时，许多年后有一天当这个孩子突然长大，某天一觉醒来会发觉“我在干吗？为别人活着吗？”那时就很悲哀了。家长可以引导，在孩子还没形成独立世界观的时候，适当督促一下孩子用功也是必要的。但千万别让孩子觉得学习音乐、弹钢琴的意义就是为了去赢得那个比赛，不赢，天就塌了。不是那样的！一个孩子生来有各种可能，多方面引导，给孩子尝试的机会，用包容的态度去支持孩子自己的选择，这很重要。
综合大学音乐系，复合型人才的摇篮
航：您现在教学任务重吗？演出和教学是如何平衡的？
杨：我最近这几年多了不少回国内乃至到世界各地演出的机会。独奏、协奏曲、室内乐都有。但作为 UNC-ChapelHill（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音乐专职教授，现在又是钢琴系的系主任，完成本职工作是责无旁贷的。我有时间练琴和演出，钢琴课就在这里一对一进行。每周还有一次的表演课，是在那边不远处我们UNC漂亮的音乐厅里。学生们坐在一块儿，轮番在众人面前演奏。在我的课堂上， 更多时候主角是学生，他们练习如何在人前演奏的同时，还要锻炼对其他同学演奏的曲目进行评判，相互交流，从而培养自己在音乐方面独特的想法。这些人都是音乐专业的本科生。
航：在 UNC这样的综合大学音乐系里，教学的侧重点是不是跟音乐学院有些不同？
杨：老师引导学生的感悟能力很重要。一个人的钢琴学习过程，当技法逐渐纯熟，老师就应该逐渐给孩子自由，要让他主动去感悟。特别是在 UNC这样的综合大学里，来学习音乐的学生往往同时还有另外一门并列的主修专业，这些学生学习能力强，领悟力高，更是非常有思想。钢琴课上，我们经常会探讨如何把感情融入音乐里。我的想法是要尝试让学生对声音的理解尽可能地更丰富，不能说学习钢琴每天就只听钢琴、只练钢琴。
航：在这样的公立综合研究型大学，您的学生们，他们在这里学习，是可能要当专职的音乐家还是仅仅是为了一个通识的技术、修养培训？
杨：美国有很多著名的音乐学院，那些学校出来的学生往往都是要继续搞音乐的，但有时候没搞成就转行了的也很多。但像 UNC这类综合大学，音乐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在美国的学制里，很多学生都是会同时修两个 major（主修科目），比如，ComputerScienceandPiano（计算机科学与钢琴演奏）。这样两个学位一起攻读，非常不容易。但在这个学校可以这样，学校认为只要你有这个能力，你愿意这样，你就这样。
最近我有一个学生刚毕业就被 Google高薪聘走了。他回来看我时说：“老师，您知道吗，我当时在面试这个工作的时候，讲了很多我学习音乐的经历……” 这个学生在校时就经常参加室内乐演出，到各处去参加比赛。我都佩服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说当他讲这些的时候，Google的招聘官就马上另眼相看。他们知道这种人一般都非常具有创造性，加上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干这么多事情，马上就非常受欢迎。他跟我讲，音乐学习对他的帮助非常大。他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在并行学习科学和音乐的过程中得到提升。
航：的确有报道说弹钢琴对协调人的各方面生理机能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杨：练琴，看似在练弹琴，其实各种因素都在调动，眼睛看，耳朵听，头脑思考，还得把想法转换到用身体来驾驭乐器发声。那么人一旦经过这方面训练， 对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会有更大的帮助。
航：您会对未来要当专业音乐家和仅仅是觉得“技多不压身”，为了陶冶情操而来的学生区别对待吗？
杨：我会因材施教，但在投入的热情和关注上会尽量做到不厚此薄彼。不可能每一个人，我都把他变成同样一个级别的演奏者。你明确了学习目的，如果就是要去参加音乐比赛，那我尽量引导你去赢得比赛。如果你未来想当医生、当法官，没关系，我还是会让你在这四年里弹到你最好的状态。事实证明，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很多人还继续在弹琴，把弹琴作为工作之外最好的一种人生追求。当然，后来考取著名音乐学院研究生的也大有人在。
杨慧教授课上与学生合影。
航：在整个美国，综合大学里设立艺术或者音乐系的多吗？
杨：有一些的，但 UNC比较特别，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大学，全美排名第五。这里兼容文、理、医科、艺术等专业。我们音乐系有很多有名望的老师在教演奏和从事音乐学术研究。我们的学生很多都有着在著名音乐节表演的经历，还有很多后来考入著名音乐学院的演奏培训项目。UNC音乐学博士在美国学术界是很高的学位，非常受人尊敬。
在这个学校学习音乐，有可能让你变成一个综合素质领先的人。读的时候辛苦一些，但未来会有更多选择。
音乐家的学术思考与实践
航：身处这样的大学，作为教师，大概思考的问题也会不仅仅局限在钢琴演奏范畴内？
杨：没错，我们会更多进行一些交叉学科的探索，比如最近我比较关注音乐在现代社会的治愈功能。我们知道，当今人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尤其是社交媒体出现以后，网络资讯的飞速发展，让人有一种“空”的感觉。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提供一种方式让人们有能力用更感性、更人性化的方式来表达与交流，音乐显然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种引导的方式，当你听到我的演奏，引发你思想感情里任何一种冲动、联想、共情，都是音乐本身的功效使然。
航：您最近又有新的作品吗？
杨：2016年我非常有幸，通过美国著名的音乐组织，请到作曲家陈怡老师给我专门写了一首钢琴协奏曲。她写的《四灵》是以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四象”为灵感进行创作的，用四乐章式的古典音乐协奏曲格式来探索东方文化的神韵。我跟中国爱乐乐团在北京中山音乐堂进行了世界首演。来到美国首演时，余隆的指挥大开大合，极富张力，非常感染人，我们共同合作，中西合璧地把这首曲子表达得淋漓尽致，非常有气魄，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6年在北卡 MemorialHall（纪念厅），杨慧与中国爱乐乐团、指挥家俞隆成功演奏作曲家陈怡（杨慧左侧）作品《四灵》。
另外，我又先后跟美国著名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PhilipGlass）同台演出。不断在演奏过程中去思考与传播音乐，努力尽一个国际音乐家的职责。2017年 4 月份我又继续演出，弹陈怡、周龙的作品。
这三年我先后出了两盘 CD。最近一个是我的独奏，当中收录了我舅舅杨智华专门为我写的一首曲子，叫作《唐诗印象 – 自枫桥夜泊》，非常优美，得到了业界很高的评价。在 CD里，我尝试对比新老作曲家对曲目的诠释，让人们有跨越时间长河感悟音乐魅力的新颖体验。听众会思考，在那几首现代的曲子里能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紧接着再回去听经典的肖邦、舒曼，感觉又会不同……这盘 CD受到出版商的青睐，在很多大的音乐专业杂志上获得很高评价， 获得美国 GlobalMusicAwards（全球音乐奖）金奖。所以我觉得心血没有白费。
再有就是有幸跟我儿时的偶像艾斯肯纳奇（VladimirAshkenazy）在教堂山市同台演出，这圆了我的梦想，感觉好过瘾！当时是他指挥，我弹奏，跟欧洲共合体青年乐团一起演奏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ChoralFantasy）。艾斯肯纳奇那么有名，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得到他的夸奖，我非常有成就感，非常荣幸。
航：我很好奇您刚刚说的交叉学科，大学里现在都在谈论这个，但音乐与其他学科交叉，具体有什么样的例子？
杨：比如跟科技的结合。我前段时间去深圳国际科学科技大会，这个活动的主旨就是想把音乐和科技相结合。这两种看似没有交集的内容，在这里真的产生了很多“化学”反应。具体内容比较庞杂，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正用 iPad看谱；另外有一项新技术解放了人力，我们弹琴时不再需要一个专门的人来翻谱了， 这从实际操作上给我们传统的钢琴演奏者帮了大忙。没有这个技术以前其实非常复杂，原先演奏时旁边还必须坐一个人给你翻谱，你也不知道那个人翻谱水平如何， 万一他翻错了就完蛋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也可能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音乐。
音乐留学生的通关经验谈
航：您刚来美国的时候遇到哪些困难？
杨：那年我刚好 13岁，新的国家，新的环境，朋友圈子完全改变，你习惯的东西都没有了，那感觉很不好，会有忧伤、孤独等情绪，特别在少年时期，这些感情很难控制，你懂的。
航：当时英语怎么样？
杨：就是国内的小学水平。但来美国以后我的英语进步得特别快，看电视、跟美国朋友聊天，有这个环境以后，学习起英文就很快。到了高中，我的英语成绩居然成了全班第一名，那是在整个美国都排得上的好高中。现在回想起来，学东西认真是很重要的，这也有助于我学琴，正好又处在这个脱离了熟悉环境的时期，所以我就干脆把心思都放在钢琴上，越发觉得演奏是自己表达的手段、感情的寄托，于是进步就特别快。不仅仅是技术，在音乐的理解力方面我也有很大提高。我那时已经非常清楚我发自内心地希望能够继续学习音乐， 无法想象生命中有一天突然放弃，弹琴了，会是什么样子。那会儿我的老师是加州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师汉斯·波普（HansBoepple），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航：当时您就已经抱定了要考音乐学院，而且要考最好的？
杨：是的，于是我就去考茱莉亚学院（TheJuilliardSchool），并且获得了克莱本奖学金（VanCliburnScholarship）。但同时我又考上了 UC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几所著名的大学，他们都给我奖学金。但你知道，学习钢琴是要找好老师，而不是找某个有名的学校。所以当我考取南加大后，汉斯老师说这里的 John Perry是世界级的名师，音乐造诣相当高，我于是开始跟随他学习，那是我音乐水平突飞猛进的四年。我是个幸运儿，每一步都不是我先想好了要怎样，结果遇到的都是最棒的老师。当然，他们也看到了我国内的老师在我身上付出的心血和我自身的努力，他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帮我拔高，并给我讲了很多更深奥的东西，使我对于这些东西的理解又更进一步。
航：您后来又去了耶鲁？美国的名校都被你读遍了。
杨：我上完四年本科以后本来可以留在南加大继续读硕士，但我还是认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就是想知道不同的老师是怎么教学的，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于是我就考取了耶鲁大学的音乐学院。在那里，我读的 Master of Music（音乐硕士）和 Artist Diploma（艺术家学位）。我在耶鲁的老师 Claude Frank是德国人，他的老师是 Artur Schnabel，Schnabel的老师的老师师从贝多芬。
航：您这是拜到了音乐界的“名门”了！
杨：是的，在他带领下，我对德国的音乐体系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贝多芬、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等，命运给了我一个如此好的礼物，让我在最好的年纪里不断吸收养分。
航：您的经历令人羡慕，但我相信不会是所有学习钢琴的孩子都能获得像您这么强有力的教育资源。您现在也经常接触国内学生，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杨：最近一次我回中国给学生们做讲座，听了他们两天的演奏，一共有九到十名学生。我觉得当中一些学生非常棒，不光技术好，而且有深刻的自己理解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将来会很有前途，会考上好的大学，考到欧洲、美国来。也有一些学生和我表达了他们想要学到更多，想要更深地理解音乐的愿望。
另外，国内的音乐教学本身也在进步，我知道很多学生到欧美学习以后又回到国内，在音乐学院教学，他们现在视野越来越宽，这非常重要。因为钢琴归根结底是西方音乐，尽管没出过国门的老师也教出过很棒的学生，但毕竟出去之后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改变。
航：您觉得作为一个学习音乐的学生，什么年龄出来最合适？
杨：这一点得因人而异，各种年龄过来的人，我都看到过成功的案例。人跟人不一样，早点儿过来，比如像我过来的年龄，融合到新的文化里面就比较容易。年龄大了，像我父母当年出来，已经 40多岁了，就相对困难一点儿，语言、习惯等都很难快速适应。但过早，比如四五岁就出来，又很难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语言等有深刻的记忆。我 13岁过来，这个时间点不错，我的中文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好在一般的交流我完全理解。你给我看个中国电影、电视剧，我完全理解剧情是怎么回事儿，那种幽默感、人情常理等，我也完全能够体会得到。我觉得作为一个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至少对自己的母语、祖国文化还是要有基本的认识和运用能力。
航：但现在出来留学的一般都在十八九岁。
杨：这也不错，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思维等各方面已经成熟，是一个大人了，而且接受新鲜事物也还正在敏锐期。
感恩
航：从师从天津名师谢元，到国内钢琴泰斗级的周广仁、李惠莉，再到北加州的名师 HansBoepple（汉斯·博普尔），乃至拥有国际声誉的 NelitaTrue（娜丽塔·特鲁）、JohnPerry（约翰·佩里），直到贝多芬的嫡传弟子 ClaudeFrank。您学琴这一路走来，所遇到的老师足以令所有琴童羡慕不已。当然，您也以自己的经历印证了“越努力，越幸福”这句话。正是由于您从孩童时代开始，一直不断地坚持和刻苦努力，才成就了自己接踵而来的好运气，您也用实力保障了当好运降临时，能够牢牢抓住。您出国后，跟国内的老师还有联系吗？据我所知，像周广仁老师他们都已经是耄耋之年的人了。
杨：说起来的确令人感动！近些年来，我去了很多地方，回国演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2011年假期周广仁老师和李惠莉老师还帮我组织了一系列的演出， 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各演了一场。中央音乐学院现在有一个分校在鼓浪屿，李惠莉老师现在还在那里教书，我又在那儿演了一场，给他们的学生讲了讲课。每次见到周老师和李老师，都感觉很亲切。2016年在中国爱乐的那场演出，我去周老师家里看她，给了她两张票，我都不敢说邀请她一定去，结果她居然真的去了。啊！当我看到她坐在台下的时候就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然后她听完就跟所有人一起起立鼓掌，和我拥抱在一起，对我说：“弹得太棒啦！真不敢相信现在你能弹得这么好啦！”我当时特别激动，哽咽着跟她说：“您这是好多年都没听我弹过了。”我永远会感激这几位中国的老师，没有他们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航：想到这个画面都让人无法不动容！对了，还忘记了您的一位不是老师， 胜似老师的人。
杨：是的，我的三舅杨智华。他是我的亲人，也是我的恩人，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位很棒的手风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当年的手风琴曲《打虎上山》至今在中国音乐殿堂里仍有一席之地。另外，我老公 David Phillips（大卫·菲利普斯）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也是我非常强大的后盾。他之前是在 UNC的粒子物理学系（Particle Physics）读博士后，现在从事金融行业。我们在 UNC相识相恋， 最后走到一起。我父母为了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没有父母、亲人、爱人的呵护与爱，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航：好的，杨教授，感谢您，也祝您在今后的艺术生涯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杨：好的，非常感谢你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