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尔街日报
一名中国商人在纽约面临的庭审是绝佳例证，说明了在对说普通话的被告人提起联邦检控的过程中，语言问题如何成为障碍。
在曼哈顿下城的法庭上，需要翻译中文视频、文件和证人证词的庭审程序停滞不前，几乎所有人都沮丧不已。
这是一系列同样迷失在翻译过程中的备受瞩目的中国相关案件之一。中文证据堆积如山，律师无法理解。翻译速度缓慢，有时还会出错。一流的普通话法庭口译员数量有限，而且他们对英语翻译可能存在分歧。而对于庭审双方来说，口译员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为法律争论提供了弹药，从利用规则到法庭异议和可能的上诉等等。
法律案件中如果涉及任何外语，都会给本已复杂的程序增添混乱。如果是中文普通话这种99%的美国人都听不懂的语言，挑战就更大了。
中国商人郭文贵在曼哈顿法庭受到的审判如同上演了一场关于翻译压力的研究。美国政府指控郭文贵在为反北京的政治活动筹款过程中诈骗10亿美元。
郭文贵戴着笨重的耳机，与他身上做工精良的意大利西服格格不入，他通过耳机听取由一组口译员提供的普通话翻译。他否认相关指控。
法官Analisa Torres多次与控辩双方律师一起讨论语言问题，包括翻译人员短缺和对口译准确性的怀疑。她询问了口译员的培训情况，要求一些口译员给其他人的能力打分，并将不止一名口译员赶出了法庭。
法官Torres在一次与律师谈话时说，有一次，4号陪审员（显然会说普通话）说“口译员犯了一些错误”。控辩双方都接受了这位法官的看法，认为这些错误无关紧要，不过法庭旁听席上会说中英双语的郭文贵支持者和批评者不时低声说出不一样的翻译内容。
一名证人的证词不知所云，口译员屡屡卡壳，被告郭文贵不由得用双手捂住了脸。
1%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9年的数据，在美国，除英语之外的语言中，中文（包括普通话和广东话）是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使用率正以更快速度上升。但数据显示，在美国，讲中文的人口接近350万，仅占5岁及以上人口的1%左右。
在法律界，对中文技能的需求巨大。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表示，为了打击中国间谍活动，FBI在其所有56个外勤办事处开展了约2,000项积极调查。
根据美国宪法第五、第六和第十四修正案有关司法事务和公平性的法律解释，刑事被告有权在法庭上获得语言协助。但如何提供此类服务由各个法院和机构来决定。
即使在纽约等华裔人口较多的城市，高质量的普通话翻译服务也是有限且昂贵的。郭文贵受审的曼哈顿联邦法院雇用了内部西班牙语口译员，但雇用了自由职业者来做中文翻译。
“法庭诉讼中的沟通可能要比其他场合或日常生活中的沟通更加复杂，”负责管理联邦法院的美国司法部门表示。该部门建立了美国全国法庭口译员数据库(National Court Interpreter Database)，收录了经过认证的口译员，并表示，这些口译员的日薪最高可达566美元，具体薪酬取决于他们掌握的所需技能水平。
纽约一位经验丰富的联邦法庭口译员说，口译员的工作是充当法庭的工具，但律师们很快就会找茬，尤其是辩方律师团队，他们坚决认为自己的客户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如果）你有足够多的反对意见，也许可以上诉，”这名口译员说。
普通话口语
中文非常微妙，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不同的含义。
这样的挑战曾让美国司法部一桩轰动的案件泡汤，2020年，司法部起诉纽约一名藏裔警察，指控他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该指控的依据是这名警察与一名中国领事官员之间几十通被截获的电话通话，以及明显被误解的普通话口语。
例如，检察官认为，这名警察使用了普通话中的“老板”一词，这是他暗示自己听命于那名中国官员的证据。这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则表示，在一次复杂的旅行签证申请中，这名警察得到了那位中国领事官员的帮助，“老板”一词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因为说的是外语，这就为他们使用不准确的翻译来迎合他们的说法创造了机会，”辩护律师John F. Carman说。该案最终被撤销。
中文基础规则被搞混了。美国司法部起诉书的标题通常包括被告的姓氏，如U.S. v. Smith（美国诉史密斯案），但在此类文件中，华裔被告通常用名来指代，在中文行文习惯中，名字排在姓氏之后。
合格的普通话翻译能力有限在拖延法庭诉讼程序。
今年4月，纽约某唐人街的一位知名人士定于几个月后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受审，辩方律师抱怨说，在一名共同被告的电脑文件被查获一年多后，政府仍未透露在这些文件中发现了哪些证据。
一名政府律师告诉法官Kiyo A. Matsumoto，拖延与翻译困难有关，特别是华人社群能提供翻译的人员惧于被告，不愿提供协助。这名政府律师称：“他们对于与被告这样在华人社群势力庞大的人打交道心存顾虑。”
当被告达成认罪协议且审判被取消后，这个问题不了了之。
文字之困
在郭文贵的欺诈案中，翻译方面的问题反复出现，为此，法官Torres在开始挑选陪审团时询问了约100名候选人是否做好准备接受传译证词。
在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多次因翻译问题发生争执，而且经常是在陪审团听不到的情况下。辩方律师Sabrina Shroff向法官抱怨说，检方用中文提供了大量证据材料，她的团队跟不上。Shroff说：“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安排人员进行翻译。”
Torres告诫说：“作为一名诉讼律师，你得灵活。”
为了再次加快进程，控辩双方讨论使用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e)来理解文件，而不是等待正式翻译。
在郭文贵案开庭几个月前，司法部的一名律师写信给法官Torres，称一名注册法庭口译员没有透露自己长期担任郭文贵的私人口译员，并可能在狱中与郭文贵有过交流。
政府在给法官Torres的信中表示担心该口译员可能无法提供公正的翻译，并引用了一条联邦准则，规定法庭口译员不应“参与任何有利益冲突的事务”。
Torres告诉控辩双方，她将指示法庭口译办公室(Court Interpreters Office)不派此人参与诉讼。这名口译员的身份没有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