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洛杉矶华人资讯
在美国，有这样一群华人。
他们不是码农也不是富二代。
他们英语水平有限，所持的专业证书也没什么分量，只能接受非正式工作。
进而让他们根本没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被迫从收入阶梯最底层开始。
他们在中国已经工作多年，到美国自然存不够401(K)养老金，无法安享晚年。
他们没有遗产可以继承，也无法扶持子女向上。
在美国，储蓄账户和应急基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履历和世代财富，在美国残缺不全的社会安全网中，他们的困境几乎没任何解药。
关于中国移民和其他亚裔侨民在美国都能风生水起的的假设不仅错误，而且有害。
1/4中国移民生活在贫困中
根据纽约市的计算，1/4中国移民生活在贫困中，这与纽约市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亚裔社区相当。
社区倡导者说，华人聚居区所获政府资助少得离谱，部分原因就在于所谓“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在美国的华人，都很有钱。
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人们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但却常被忽视。
这是我们在某红书、各大论坛上都难看到的美国部分华人的真实生活：
一对年长的移民夫妇靠捡罐头维持生计；
一个中年男子一直做低等零工；
一个锐意进取的儿子，创业雄心遭到挫败；
在食品银行(food pantry)排队领食物的一对祖父母讨论着对下一代的厚望；
一个考入名牌高中的好学生，却难以出人头地；
一个团聚的家庭住在地下室里，飓风来临时房间里积满了水…
纽约法拉盛——“他为自由而死”
飓风Ida来临的时候，华人Hongsheng Leng（冷）和家人躲进了皇后区的地下室。
美国国家气象局虽然在手机上发布洪水会威胁生命的警报，但只有英语和西班牙语，想收其他语言的警报必须主动在当地注册。
这对于英文不好的华人来说，这或许就意味着这一场不小的麻烦……
晚上9点左右，洪水让冷家附近的维修孔盖变成了小型喷泉，一声接一声的巨响在街道上回荡。
Peck Avenue底层的房屋们很快被4英尺深的水淹没，地下室灌满了，被困室外的人们爬到车顶上，警察涉水来问是否有人需要帮助，但当晚的混乱中，没人来过冷家。
他家是日渐壮大华裔美国人群体中的一员，但却被排除在“模范少数族裔”神话之外。对美国亚裔的刻板印象是上进、沉默寡言、不受种族主义影响。作为移民，他们成年后到美国，才发现美国帮人脱贫的制度并不是为他们设计的。
冷先生是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建筑设计师、画家，26年前他持临时签证到美国时已经50多岁了，老婆Aihua Shen和女儿Ling留在武汉。签证逾期后，他变成了“无身份”的黑户移民——合法入境但非法居留，与纽约市10多万无证亚裔移民面临同样的就业挑战。
妹夫Libin Shen说，Leng一直有个在美国开艺术画廊的梦，不想面对失败回国的耻辱。这么多年过去，持续的健康问题，几次大手术，让他无法胜任餐馆等需要大量体力的岗位。而且，他几乎不会说英语。多年就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在街头卖自己的艺术品，也在一家平面设计公司接活。2004年靠申请庇护避免回国。
10年后，老婆孩子也过来了。一家人在地下室团聚——租金昂贵的纽约，有约5万套非法地下室。邻居说，一家人偶尔靠捡破烂度日，也试着修和卖电子产品。卖不出去的东西和坏零件散落到别家门口，就会引发纠纷。在纽约华人聚居区之一的法拉盛，经济拮据并不罕见。在冷家所在的邮编区，超70%居民是亚裔，每4名亚裔居民中就有1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其中许多是华人，约占当地亚裔的四分之三。
市政记录显示，有人对冷家一家所住的大楼进行过匿名投诉，发出过6份违规通知，最近一次在2007年，称车库和地下室被非法改建为公寓，但检查人员无法进入。经过两次检查，投诉才得以结案。物业的业主EW Escrow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妹夫Libin Shen说，妹妹Aihua并不愿意透露他们的情况：“她在美国时候从没告诉过我们任何负面的事情，总说一切都很好。如果我知道她的生活状况，作为哥哥，会立刻让她回来。”
飓风带来的雨势减弱后，警方接到一个911报警电话，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昏迷在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反应，急救人员当场宣布死亡。根据建筑部记录，这栋两户住宅已被改成了七户。紧急救援人员发现地下室没有必要的备用逃生出口。
Hongsheng Leng终年82岁，老婆Aihua Shen终年65岁，女儿Ling终年31岁。
中国那边，Shen家直到4天后才通过美国一个社区组织得冷一家三口的死讯。Libin瘫倒在地，他听说了纽约遭受着飓风，但不知道他们一家住地下室。从未想过他们会面临真正的危险，也从未想过当晚纽约市紧急服务会瘫痪。他说冷家“有去美国的自由”，“我听到美国梦的时候，唯一想说的是他为自由失去了生命。”
在飓风Ida历史性的洪灾中，11名地下室人员死亡，其中大部分是亚裔，包括华人家庭。
冷家一家的地下室很快被拆毁，在美国的生活废墟中被抹去。房子正门上还留着一个褪色的“福”字…….
哈莱姆区——“社保支票解决不了问题”
2018年11月，这对夫妇离开中国的儿孙来到美国。
洪灾前，Yao Pan Ma和老婆在唐人街的住了才1年多的公寓被火灾烧毁。几乎别无选择的他们搬到了老婆年迈的父母家，在哈莱姆区Harlem，那里的居民世世代代都面临着种族主义和经济困难的冲击。2020年3月疫情来临，以前在中国做点心厨师的Ma丢了在唐人街餐厅做饭兼洗碗的工作。
61岁的Ma没有过正经“工作”，没资格领失业救济金。岳父母都90多岁了，领的社会保险金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这养不活他们4口人。作为家庭发言人兼社区倡导者的Karlin Chan说：“四口人，你尽可以节衣缩食，但到底一张社保支票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2020年，Ma和老婆开始捡瓶子维持生计了，每瓶5美分。
疫情对亚洲新移民以及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打击尤为严重。在美国，有养老金或401(K)的人退休金要高得多，而没有的美国老年人只能靠连基本需求都不总能满足的公共项目。社会保障金是根据个人收入历史记录发放的，对低收入群体或较大年龄才来美国的人不利，在美国亚裔社区老年人群体中尤为明显。
根据社会保障局的报告，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男性的社会保障年收入比平均而言的男性少14.5%，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女性的社会保障年收入比平均而言的女性少11%。根据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亚裔有11.7%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而白人老年人这一比例仅为7.3%。
疫情爆发后，针对不同亚裔的暴力种族主义报道不断升级。
2020年，旧金山一名收垃圾的老年华人在围观群众面前惨遭奚落、袭击和抢劫，当时有人喊“我恨亚洲人”。
2021年4月23日，一个晴朗温暖的夜晚，20:15左右，Ma在纽约哈莱姆区第125街捡瓶子时遭到袭击。视频记录显示一名49岁的男子从背后接，将他打倒在地。肇事者Jarrod Powell反复踩着Ma的头部，直到其满脸是血在地上一动不动。医护人员将他送往哈莱姆医院中心，发现他脑部出血，面部骨折。
事后Jarrod Powell向警方陈述，他心里想的是：“我不会让你起来的”。曾有一名韩国人和一名日本人抢劫并电击过他，他觉得其中一人就是Ma。根据法庭记录，他没提供任何涉嫌抢劫犯罪者的描述细节，只说他们是亚洲人。这起事件只是纽约警察局2021年前三个月80起反亚裔仇恨犯罪中的一起。肇事者和律师都拒绝了采访要求。
Ma仍在昏迷，他老婆早已怕得不敢出门捡瓶子了。做了几个月家庭保健助理后又再度失业。
Chan最后一次在医院见到Ma时，几个月不断恶化的营养不良已经让他虚弱不堪，几乎成了“木乃伊”。“每次我去看他，心里都涌起一股火。他醒来的机会日渐渺茫。”
11月初，Ma转入临终关怀。老婆去看他时，仍会放中国古典戏曲，希望他能听到。
Chan说，看到身边中国移民每天面对的失望，不禁想起150年前先辈们在太平洋对岸所谓金山传言的诱惑下来到加州。“很多人到了才发现街道两旁不是金山，而是垃圾和粪堆。”
南布鲁克林——“我以为到了天堂”
两年前，一位只肯透露姓氏的中年男子Yu来到布鲁克林，在一家华人企业做房屋装修承包商，勉强维持生计，每天挣大约100美元，好的时候持续有活儿，有时一个月只干一周。
经过14年的移民长跑，2019年7月，Yu一家三口终于到美国。Yu通过翻译说：“我想看看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看看发展如何，真是个梦想”。
他们一家离开广东台山前往纽约投奔姐姐——早先移民潮中有许多台山人。一家三口在Gravesend Bay附近一处公寓安顿下来。夫妻俩住卧室，女儿住客厅。50多岁的Yu做兼职，老婆接受州政府要求的培训，成了家庭护理员，不会说任何英语的女儿进了纽约公立高中。
疫情前他们刚刚安顿下来，正为打黑工后果焦虑不安的Yu，很快就发现自己没资格领失业救济金。妻子刚刚完成培训，有了份时薪15美元的家庭助理工作，但彼时疫情每天造成数百名纽约人死亡，她害怕感染辞掉了工作——主动辞职让她也没了领失业救济金的资格。女儿远程上网课，被社会交往隔绝在外，更难适应新环境。几个月过去，他们很少出门，没人赚到钱。
Yu这样的老年移民，经济的稳定性可能很脆弱。许多人缺乏世代相传的财富，甚至没有应急储蓄。为了在短期内生存下去，许多人不计报酬地工作，以牺牲长期所需的福利为代
由于没有收入，Yu一家负担不起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作为移民申请的一部分，他们那位在美国养老的担保人朋友同意在法律上负责抚养他们，付了几个月房租。但由于赚不到钱，也得不到政府救济，Yu一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了所有美国人都会做的事——借钱。没有信用记录的他们能靠家人接济，尽可能少花钱，吃当地公立学校的免费食物。
Yu说：“我们希望女儿能像龙凤一样，飞黄腾达。”
城市重启后，Yu老婆每周给一位中国老人做6天家政服务，但这连一家的日常开销都不够，还款更是遥遥无期。Yu也在一家中国人开的窗户制造商那找到了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
58岁的Yu说：“刚来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到了天堂，但这里工作更苦，我在中国不用工作那么长时间，我们俩每周工作6天。这和我想的不一样。”
Yu想学英语，但每周只休1天，很难抽出时间。市里有免费的英语课，但名额供不应求，要排队。也许假以时日，Yu快20岁的女儿会帮他们实现梦想。疫情第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学校都是关闭的，女儿与其他许多学习英语的学生一样，一直在努力跟进度。
曼哈顿唐人街——“问题一直在，但无人问津”
Patrick Mock的父辈长期怀揣美国梦，他长大后成了一名商人，经营一家中式烘焙店，也通过卡牌游戏《Magic: The Gathering and Pokémon cards》和《神奇宝贝》贴补家用。27岁时，他还住在自幼长大的唐人街房子里，月租700美元。
他和许多年轻创业者一样努力奋斗，但却没有家族财富来助他一臂之力。“我的浴缸还是在厨房里，厕所还是在走廊里。唐人街是因种族主义攻击和歧视而形成的一块民族飞地，这栋楼和唐人街其他地方一样，到处都是粘鼠板和捕鼠笼。”
虽然父母来美国是为了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未来，但Mock说：“我仍属于低收入阶层”。他爸爸是名厨师，常去马萨诸塞州工作，每周有一天回纽约，妈妈在一家托儿所工作直到患上乳腺癌。
他一生都在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周围都是在为生计而挣扎的人——从想方设法糊口的老年人(有的靠卖赌场穿梭巴士赌博券过活)，到收银员、出租司机、餐馆工、送货司机和家庭保健助理，他们构成了这座城市大部分低薪的劳动力。Mock说：“问题一直存在，但没人谈论它。”
大学第一年，他向亲朋好友借钱，还卖掉了一些值钱的交易卡，投资了唐人街一家餐馆Joy Luck Palace。“我爸妈没那么多钱，所以我不得不四处打听，得有银行信用，我没有。我的个贷都是亲朋好友那借来的。白手起家时，你会努力抓住每一个崛起的机会。”
计划落空了。
2018年，一位商业伙伴离开餐厅时，Mock举手接任首席执行官，但他很快发现账面出现了巨额赤字——餐厅没钱了。他接手的几个月后，一次午餐轮班时，公用事业公司来关了煤气和电源，餐厅就此倒闭。房东和供应商找他要钱，工人们起诉他拖欠工资。
当时Mock 24岁，他形容自己“年轻、愚蠢、天真”。接到诉讼时他还在上大学，业余为一家DJ公司打杂。被吓得半死的他请不起律师，也还有期中和期末考试。由于被告没出庭，原告默认胜诉，但工人们一直没拿到工资，Mock还背着餐厅欠的税。
Mock依然梦想远大。他说：“美国梦有一点是，人们都会告诉你‘振作起来，重整旗鼓’。”
他爸爸到达美国是一段长达10年的旅程。20世纪50年代离开中国时，美国仍严格限制北欧和西欧以外国家的移民。为此他爸到巴西生活了10年。1964年，就在美国对其他地区人口开放移民前，他最终加入了巴西籍，绕过美国的限制进了美国。他妈妈20世纪80年代到的巴西。
疫情让一切陷入停顿时，纽约亚裔侨民失业率飙升至近26%，是所有种族和族裔群体中最高的，超过全市20%的总体失业率。中国城部分地区所在的邮编被排除在城市低收入地区贷款计划外，因为那个邮编也涵盖了以白人为主的富裕社区Soho和Tribeca。在地理上与白人社区毗邻的中国城，在寻求帮助时被富裕的白人们“连累”了，这几乎是亚裔美国人与白人毗邻所带来的问题的缩影。
唐人街经济遭受重创。没工作的人挤满哥伦布公园，有些人晚上只能睡纸板。其他城市失业的餐馆工涌入唐人街，希望觅得新机，但却一无所获。
在城市逐步重新开放的过程中，前纽约市长白思豪2020年8月到访唐人街。Mock在街上找到市长，请求“多一点希望，多一点信心”。他希望市政厅能帮他在周末关闭街道、禁止车辆通行，增加装饰灯、增加室外用餐的座位，就像在Little Italy一样，帮助营造一个更有节日气氛的环境。但一段视频拍下，市长架不住Mock激动的情绪，走开了。这一幕短暂的交流在当地引发轩然大波——正是美国白人对唐人街居民长期漠不关心的表现。
他的情况美国很常见，美国长期吸引愿意牺牲自己来换取向上发展机会的奋斗者。他说：“这是一片移民之地，我们都在逃避些什么，想获得更好的东西。”
曼哈顿下东区——“我们又穷又老”
在离唐人街不远的Williamsburg Bridge附近，每天为多达750人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UA3食品银行外大排场龙，队里几乎全是上了年纪的中国人。
队里一位叫Ge的女性(她一样要求只透露姓氏)，今年67岁，是位刚退休的家庭助理。十多年前，她在中国南方种稻子，如今在美国看着等待领取食物的人们，她说：“我们又穷又老，这就是我们在这的原因”。现在她靠每月社会保险金的540美元和女儿的接济勉强度日。“我甚至房租都付不起(每月900美元)。”
食品银行的志愿者们每天工作9小时，快节奏地搬运、拆箱沉重的食品和疫情物资，比如洗手液和口罩。志愿者之一的William Yu在疫情首年的夏天失去了社区大学的工作，当时还正处于中风后的恢复期。六十多岁的人重返工作更难，移民50多年的Yu靠着退休储蓄勉强度日。
那天早上，队伍沿人行道蜿蜒，有人推着印有大公司标志的手推车，像在做促销；有人戴着帽子、打着遮阳伞。街的正对面，Vision Urbana一家为当地拉丁裔和亚裔居民服务的非营利组织食品银行外，另一队主要由东亚人组成的队伍包围着整个街区。两条镜像般的队伍一天中像是从未缩短过。
他们多来自中国农村，不会说英语。
曼哈顿大桥附近——“这是家”
36岁的William Lam是当天上午排队的年轻人之一。
二十多年前，Lam还是曼哈顿Stuyvesant High School一名学生，这所排名很高的公立学校如今已成了市不平等和种族隔离教育系统备受争议的象征。学校72%学生是亚裔，而曼哈顿约三分之二公立学校学生是黑人或拉丁裔。专科学校的大部分亚裔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专科学校亚裔学生贫困率高于市学生的总体贫困率。
Lam父亲在他2岁时因癌症去世，生前在唐人街经营一家熟食店。过去30多年里，他和曾当过家庭服务员，也在学校食堂工作过的妈妈一直住在下东区曼哈顿桥和Williamsburg bridges之间的一个16层砖塔住宅中。根据纽约市住房管理局的数据，那个住宅区26%居民是亚裔。一居室公寓月租金500美元，由于收入较低，网络、电话和电视套餐都有折扣，每月账单减至200美元。
高中对Lam来说很难，同学们会向他扔纸和粉笔。老师也不怎么管他，科学课上得尤其艰难。2001年9月11日，当两架飞机在高中附近仅几个街区的地方撞向世贸中心时，Lam正在上体育课。“我听到了巨大的声响，像是飞机的声音，速度很快，声音很大，还有坠机声”。911袭击发生后，他学业上举步维艰，最终辍学。
如今，Lam偶尔在一家电子游戏机商店打工，但主要靠每月700美元的社会安全残疾保险金维持生计。
平日里，Lam会和妈妈一起玩电子游戏、和朋友聊天、看港剧。“父母希望我快乐。当然，他们希望我读书毕业找份工作，但很多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有时候，我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
Lam想自己开一家店，但没钱。妈妈膝盖受伤后提前退休，由看护照顾，她花大把时间在公寓里，眺望附近的医院，看着人们走过。他说：“这就是家。30年了，很难想象要搬家，我妈在这很开心，她说她要在这终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