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生物能源开发是眼下炙手可热的专业。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系的成家杨教授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 30余年时间。
成教授曾经担任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院长，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美国农业部和美国环保署学术评定委员会成员……在国际生物能源与环境领域， 成教授是享誉全球的科学家。他认为， 要真正彻底解决污染问题，还是要用生物的方法去消纳。从前环境好，是因为自然可以消纳掉人类活动产生的废物。现在不断工业化，很多废物无法消纳。那么我们把水污染了，再建污水处理厂，也是个补救的过程。但我们如果不让它循环利用起来，只是单单处理了废水，还有空气污染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治标不治本。
然而最初，繁忙的成教授并没答应我们的采访，他回复说自己取得的成果不足挂齿。当听说我们只是希望帮助未来的留学生快速切入专业学习时，成教授才转而爽快地答应下来。
航（刘航）：成教授，您好！我之前在网上随便一搜就找到您在国内做的一次中英文双语报告的现场视频。您把美国这边处理利用畜禽粪便的先进经验介绍回去，现场反应非常热烈。您这几年经常回国吗？国内多一些像您这样低调务实、雪中送炭地解决问题的科学家才好。
成（成家杨教授，以下简称“成”）：不敢当，那个是农业部的一次邀请。最近几年国内环境保护问题比较受百姓关注，我们回去的机会相对多一些。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大家越来越重视咱们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那么我们作为海外专家，多回去跟国内联系，在技术、意识方面多多沟通交流，能做一点工作，也是我们为国家建设应尽的一分力量。
航：这个团队具体叫什么名字？您是这个项目的学科带头人？
成：团队全称是“北卡州立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系生物加工过程研究小组”。我从 1997年开始进入这个团队，算是资格比较老了。我们研究的重点就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废物资源化利用。
航：如果从实验室里的科研项目中能看到希望，找到真正解决这个星球目前所面临环境问题的办法，比如环境污染、水、废弃物处理……那我想对于年轻人来说，投身这个领域无疑是利国利民，更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就请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下您的研究，给未来的留学生引引路。
成：好的。目前我们的课题是研究一些有机废弃物，主要包括农业的废弃物、城市生活的有机废弃物等。我们想办法把它转化成生物能源，具体的形式就是把有机的废物转化成生物天然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沼气。
沼气可以作为能源直接用来发电，也可以把它进行纯化，它的成分就变成跟从地底下开采出来的天然气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把它叫作“生物天然气”。我们研究组在过去 20多年来都是在做一些工艺过程的探索，即通过生物发酵，针对不同的有机物，包括早期的养猪场、养牛场的污水，我们把它转换成沼气。再一个来源就是生物废弃物，比如说食品废物。
航：我理解，但沼气可是不新鲜呀。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梁家河下乡的时候，他就曾经带领农民进行过沼气池的建设， 还因此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老百姓做饭燃料的问题。
成：你说得没错，从技术上来讲沼气很早就有了，并不是一个新的技术。但像你刚刚说到习总书记当年在梁家河的工作过程中，那个时代他们处理的主要都是在牛粪、猪粪里面生成的沼气，成分本身比较单一。这一类沼气装置在中国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有 4000多万个，广泛分布在华北等地的农村地区，一度是每家每户都要上这个沼气装置。但是那些沼气装置现在真正能够保留下来的到今天已经很少，原因就是当时的技术支撑不够，沼气这个东西，你说它复杂它其实很简单，你说它简单它又很复杂，就连我们这些搞沼气研究的人，现在还没有彻底研究透。
航：您是说，当年那么多沼气装置，后来都废弃了？
成：当年都是国家出钱帮老百姓建，想法是挺好，但最终大部分都荒弃了。说到底是农民没那么多专业知识来操作，久而久之大家觉得还是不如砍柴烧火来得实惠便利，就又回到老路上，这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现在我们再利用沼气，基本都是在一些中等甚至大型的工业化企业里面进行，不再搞一家一户的小作坊。现在国内大型的沼气发电企业，比如在山东明荷的一个沼气电厂，它用沼气发电能够达到 3 MW，已经是很大的规模。
航：新技术的应用还是需要不断探索，有时候还难免走一些弯路。
成：另外农村现在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现在农业都是集成化，比如养鸡养牛，也不再是当年那样各家各户的小农经济了。现在都是几千只、上万头的大规模养殖场。针对这样的新方式，一方面，我们希望沼气利用能够通过大规模集中生产进而达到更持续和稳定；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提高沼气应用的效率，这就是要弄清楚它内部的微生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现在产沼气， 已经不光用粪便和食物残渣了。
航：您在研究变废为宝，听起来这些废弃物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忽略或不愿留意的东西。
成：其实很有趣，它背后的规律也很重要。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秸秆，如玉米棒，我们把玉米粒脱下来之后，剩下的废弃物就是玉米棒和玉米秆，包括同样性质的麦秆、稻草等。早期在美国这些东西也是会被农民烧掉，形成大气污染，所以从前美国也有雾霾呀！
航：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比当年的美国更严重。
成：但后来在美国燃烧秸秆被彻底禁止了。
航：中国也禁止好几年了。
成：雾霾问题日趋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那么秋冬季易发的雾霾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从燃烧秸秆来的。从法律的层面上是禁止了，但老百姓如果觉得这样简单，就还是会偷偷地烧。所以我们探索如何把秸秆和其他有机废弃物一道，让它发酵，经过发酵产生生物天然气。这里面除了过去 20年我们研究工艺过程，优化它达到产气的最佳处理效果，另外最近我们也在研究发酵反应过程中的微生物。本身发酵过程主要就是通过微生物来实现的，但人类目前对沼气微生物的研究还不够，不是很清楚它里面究竟有哪些东西。我们现在也只知道个大概，了解里面有哪些化学反应。具体要讲到沼气微生物的细节，真正理解透，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我和我的同事们现在就是在这方面做着自己的努力。
航：过去一听从粪便之类的东西里提取沼气都感觉比较容易，那么你们现在要突破的是从秸秆里生成沼气？
成：对，这个在过去来说相当困难，但现在我们已经有所突破。
中国、美国田间
航：我之前听李百炼校长说咱们 NCSU的教授都直接指导工农业生产，您的研究也直接对接田间地头？
成：结合得非常紧密。你之前看到网络上的那个公开讲演，就是 2017年年初我在北京农业部做的一个报告，我是给他们举例北卡这边有关畜禽粪便处理利用的做法。实际那是我自己在美国做的一个示范项目，就在北卡。我们知道，北卡罗来纳州是美国著名的农业州，这里养猪业规模全美第二，养鸡业也能够排进前五，特别是火鸡的产量大概是全美第一。所以说在这里搞农业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航：请您再给没看过这个报告的小伙伴儿们补补课。
成：我的主要理念：除了用养猪场的污水产生沼气，对于畜牧业产生的污粪，不能像城市生活污水那样去对待。我早些年也搞过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的项目，那时候采取的方法就是用氧把有机物降解掉，使它们转化成二氧化碳跑到空气里去。由于没能找到更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多年以来在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基本是不计成本的。耗资非常大，像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污水处理厂，建一个处理厂往往花几个亿，后期还有惊人的运行和维护费用，投入巨大。
工作人员在分析土壤、养鸡场废物的氮、磷、钾等元素含量。该实验室一部分做环境分析， 另一部分研究课题。
航：但实际在我当记者的时候了解到，即便这样，老百姓还不满意。
成：美国也是一样，但美国大规模的污水处理厂建设早就结束了，基础设施建设更早。
畜禽的污水跟城市生活污水不一样，它的浓度比生活污水高出上百倍。用对生活污水的办法处理畜禽污水，一方面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这些粪便加以利用，可能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简单地处理掉。
航：我在视频里看到咱们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实体，您就在现场指导。
成：我在北卡所做的这个示范项目就是在一个养猪场内形成了一个循环。 首先将养猪产生的粪便进行第一级处理，可以产生沼气来发电；然后剩下的沼液里有氮和磷，都是很好的有机肥料，这些有机肥料就可以拿来种有机蔬菜。这个农场种出的有机蔬菜，在美国高大上的有机食品超市 Wholefoods里就有卖。普通西红柿在一般超市大概 1磅（1磅大约等于 0.45千克）卖 1.5美元，这种有机西红柿能卖到 4～5美元 1磅。
另外，我们团队研究的另一项技术，就是采用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浮萍，这是很小的一种植物，很容易打捞。含有营养物质的氮、磷能把浮萍养起来，它们被吸收到浮萍里面去了，这个过程的同时，水就被净化了。我们再把浮萍打捞起来，就能做成有机饲料，也可以做成有机肥料，用这种肥料去浇地，或用这种饲料再去喂猪，就形成了完整的循环。我帮助他们在养猪场旁边建温室， 种植西红柿、黄瓜、青椒。现在这个温室产生的经济效益比他们养猪那边产生的利润高很多。
航：您把这种技术推广到了国内？
成：我们参与了美国艾奥瓦州一个养猪公司与中国国内的合作项目，在广西南宁大化镇办了一个大型的养猪场。5000头母猪，一年每头母猪大概能下 20头小猪，那就是 10万头猪的存栏量。我帮他们设计了一个大规模的沼气装置，又设计了一个浮萍的系统，他们利用这个装置，把猪粪尿变成沼气，沼液用来种浮萍，浮萍又可以做鱼的饲料。这样一来，一整套系统过程中间没有废弃物，达到了循环利用。
航：真正要解决地球的问题，还是要尊重大自然，采用生态循环的办法来修复地球！
成：没错，我们认为，消纳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人类很多年前和自然相处得非常融洽，那时候我们产生的废物大多数是可以通过生物手段自然降解的。不靠外力，环境就能消纳它。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美国的环境消纳能力要比中国强？根源主要在于美国的人口密度比国内小得多，而且美国的土地面积跟中国差不多大，可耕地面积却是中国的两倍，人与环境的矛盾就没有这么尖锐。与此同时，美国的畜牧业废物处理是严格不允许排放的，都必须消纳掉。
我这些年每次回国开会，都在不断倡导这方面的观点。我主张“种养结合”，逐渐形成良性的消纳链。
纵横对比看治污
航：这个消纳链如果真正循环起来，有可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大部分环境问题吗？
成：严峻的现实也摆在那里。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不断扩大，我们要完全消纳掉产生的废物的确非常困难，比如我们制造出的塑料、电池、电子垃圾等。
航：眼下老百姓普遍关心的还是雾霾问题。
成：首先还是要搞清楚雾霾，更准确应该叫“灰霾”，究竟如何形成。目前已经证实的一个主要来源，往往是烧煤的发电厂等，原本这些电厂是有脱硫装置的，但利用得如何就要画一个问号。煤百分之九十多是碳，碳烧完就产生二氧化碳跑掉了，那么硫燃烧就变成二氧化硫，在空气中遇到水，它就变成硫酸。如果空气中再有其他的东西，还会起各种化学反应，最后就变成小的颗粒。至于汽车尾气等其他因素，也必须要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才能收到效果。
航：这方面美国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成：美国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不平衡的时间段大概是在 20世纪 60年代。1972年，美国国会出台了一项法案，叫 Clean Water Act（《净水法案》）。美国的河流当时污染也非常厉害，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大力治理。至于雾霾的问题，美国主要是发生在当年的洛杉矶，它的地形决定了它很容易形成霾，主要也是因为大量开采石油，建设发电厂，最终造成的污染。但即便是那时，美国其实也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灰霾。毕竟美国的人口相对比较少，密度也没那么高。但他们当时无论是治河，还是治霾，发现违规的查处力度都是空前严格的。
航：最近这两年北京的雾霾状况略有好转。
成：党的十八大以后已经好很多。其实我们中国的灰霾天气，跟腐败也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表面上看我们国内的环境法律也不比美国少，但关键是我们过去的执行力度、坚决程度存在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肯定也存在一些不可见光的东西。
航：反腐的确是反出了朗朗乾坤。
成：2013年、2014年那两年雾霾特别严重，现在看有各种原因。拿北京来说，环京的广大地区，从前曾经有一些发电厂、焦煤厂，规模都不大，即使有脱硫装置，但很难说都会去按规定使用。那么近几年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改变了从前那种一阵风式的检查，效果也就逐渐显现出来。
航：看来污染和发展并不是必然要联系在一起，环境治理能否见成效，关键还是看政府的决心、看执行的力度。
成：环境一旦被破坏，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么你再想找回之前大自然自己固有的良性循环，投入的代价往往是短期既得利益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正因如此，美国面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就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天不达标罚一天，十天不达标罚十天”。每天都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改，那么罚到你倒闭。这就给企业施加了很大的环保压力。欧美国家这方面的经验，中国应该参考借鉴。
航：我们知道，在碳排放的问题上，中国跟美国的争论，核心是美国强调总体排放，中国强调人均排放。您怎么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断对中国的指责？
成：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就连跟德国、日本相比，都是他们的两倍左右。说白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交通习惯等，都是极其浪费的。如果按照人均的能源消耗，跟中国现在的水平相比，也是能够达到中国的 4～5倍。那么很显然，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是成正比例的。所以说中美争这个问题，站在各自立场上都有一定道理。作为科研人员来说，我们没法说谁更有道理，而是应该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去分析，为大众释疑。
航：双方各执一词，很多事情就只能僵持在那儿。
成：美国和中国国土面积差不多。美国说碳排放是全球的，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比美国高。中国说我们 13亿人口，你们 3亿人口，你的人均碳排放量比我们高得多。另外你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肯定有感触，就是美国政府实际办事效率非常低，很多议题两党之间不断争论。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做起事情来容易许多。2016年奥巴马和习近平主席好不容易签了个《巴黎协定》，结果 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任说的话又不算了。
航：中国的政体的确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成：我们一再强调发展不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那么如果国家管理得好，执政者能力强，有手段，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最大限度地减小人类活动对自然无度的消耗，让消纳链重新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那么污染是可以控制的。
课堂在北卡，事业遍全球
航：您给我们说说，在这个系，或者说跟您学习、搞研究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
成：我们这个团队比较多元化，是个“多国部队”。主要以学生在这里一边学习、一边科研为主，那么自然就流动性比较大，有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意思。但有过在我们这里学习或者搞研究经历的人，在就业市场往往比较抢手。在我们这里，副教授、助理教授都有自己的团队。同时在整个生物加工研究的过程中，本身也非常强调协作，所以尽管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博士后、博士、硕士、实验员个人能力都很强，但我们互相之间有合作，是个气氛融洽的集体。
航：你们也招本科生？考这个专业都需要哪方面的准备？
成：这是个工科专业，那么本科生全部都是工科。到了研究生阶段，大部分是工科，少量理科生如果想进入这个专业， 要补一些本科阶段没有学到的课。对我们来说，化学、数学、物理、力学都是基础， 要做好生物能源的事情，这些基本功必须扎实。
航：你们都讲些什么专业课呢？
成：发酵、分离过程、环境工程原理等，你看到这两本书，是我自己的专著， 非常受欢迎，所以现在已经出了第二版。
航：您现在是博士生导师？
成：在这里助理教授就可以带博士了。但我本人不光带博士和博士后，本科生的课也还要上，现在我给本科生讲工业微生物课。
航：这是孩子们的福气。
成：课上我会给本科生讲基础的发酵原理，学生最喜欢的就是怎么酿酒，这个也是我年轻时代学习过程中在实验室里度过的比较有意思的一段时光。其实在实验室里酿酒的过程，就是完整地再现工业微生物发酵的过程。
成教授编写的专著收录了大量来自一线的鲜活案例，备受业内推崇，并作为教材在相关院系广泛应用。
航：听起来充满趣味性。
成：这个专业的学生都了解无论是现在在实验室里酿啤酒、葡萄酒，还是未来从事参与污水处理、循环消纳链的建立，原理都是发酵的过程，我们的实验目的就是要让本科生知道这个基本的原理。其实，表面上看我是在各个专业跳来跳去，从最早学化工到发酵，再到环境工程，但研究的主线还是发酵。
航：交叉学科走下去就走出了大事业。
成：我给研究生上课就是用我自己写的这本书，讲的是可再生能源，这里面包括我自己参与过研究的沼气、燃料酒精等项目实例。学生无论未来是搞可再生能源，还是做生物柴油，最终都还是跟微生物打交道。
航：除了在这边大学做教学科研，您还在国内有不少工作？
成：近些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回国，夏天一般回去几个星期。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院校都有合作和科研课题，也参与他们博士生课题的讨论与指导。
航：您还做过北大环境与能源学院的院长？
成：那是在北大深圳校区，我做过一段时间。现在也还是几所大学的顾问和客座教授。
航：除了中美两国，您还在其他国家开展这方面工作吗？
成：我在其他国家还有一些项目，北卡的工作间隙，我利用学术休假在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一个土木与设计学院待了半年，是他们的客座教授；还在厄瓜多尔的天主教大学工作过，是跟那边也有个生物工程合作项目。
航：走了这么多地方，对全球范围内这个领域的研究、推广前景您想必也有了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成教授辅导博士生
成：其实这一行做久了更会敬畏自然的造化。比如到了南美，你就会感叹， 那里的环境保护的确非常好。这可能跟人口密度低、资源丰富有必然的关系，那么就更能体会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意义。我们做生物能源领域的人付出这么多心血，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办法取代石油，进而达到能源的全面可再生化。政府的决心和各国本身的实际情况都要考虑。比如德国的计划非常宏伟，他们打算分期分批关闭核电厂，实现到 2020 年所有核电厂关门。计划到 2050年，所有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那么现阶段用可再生能源的企业，基本是靠政府补贴，这些企业目前使用沼气在能源中的占比是全世界最高。再比如电，美国每度电价格七八美分，但在德国要到 35欧分，相当于 40美分。所以企业用可再生能源就有利可图，但就要靠政府补贴。那么这些在中国、美国目前都很难做到。
语言天才的学习建议
航：您走过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又不仅限于访问，几乎都有一段时间的深度交流、讲座、开展项目的过程。那么语言畅通交流肯定是第一位的，想听听您在这方面对国内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成：跟我接触的人都觉得我这个人对语言还是比较敏感的，或者可以说比较有天赋吧。比如我当年从老家都昌到南昌去学习，首先要讲普通话，那么大概过了也就是一年时间，我就可以讲当地的南昌话了。
在我们同一代人里，我的英语算比较好的。我们高中没学过英语，ABC是从数学里面学来的。大学才开始学英语，那么这个反而是后发有后发的优势，大学老师教得都比较准，那个时代中学就学过点英语的人，反而就没那么准的发音。我在南斯拉夫留学的时候，读的基本都是英文书。但当地社会通用的是马其顿语。我们先在学校学了四个半月的语言，然后就开始学习研究生的课程了。这么短的时间训练下来，我当时的口头表达基本交流也还凑合。有意思的是到了2005 年，我以美国的 Fulbright 高级访问学者（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的身份再去那里传播美国文化。18 年我没讲过的话，一踏上那片土地，跟保加利亚人还能做一点简单的交谈。这可能就是个人学语言的兴趣了。
航：听起来挺气人的。
成：哈哈，天赋是一方面，但当年我到美国以后，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还是真的下了一点功夫。因为当年面临的问题是读书，慢慢读没问题，但是口语想真正讲好，还是比较困难。我刚来的第一年，至少一半时间是花在实验室里，跟美国学生在一起。就是跟着他们“混”，肯花时间跟当地人一起混，学语言就很快，主要是提高口语和听力。刚开始，我坐在那听，也跟不上，但慢慢地，效果就显现出来。
总的来说，学语言还是要尽量在年轻的时候抓紧时间，年龄大了还是不好学。如果早 20年，像我最近时常到广东深圳做项目、搞讲座，那我在当地待一段时间肯定能学会粤语，但到了现在 55岁的年纪，精力以及各方面都比年轻的时候要差一些。
航：您对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似乎完全没有我们常常感到的那种畏难情绪。
成：如果真正感受到交流需要，就应该积极去学习。我回国内到一些高校接触一些老师，有的人研究做得已经非常好，整体水平不亚于欧美同类科研项目里面的教授，但他的研究成果国外不知道，估计就是语言的问题。如果不突破，还是很吃亏。
我总结学习英语几个心得，“胆大、心细、脸皮厚”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人家开个玩笑你不要太当真，口语就是模仿的一个学问。到美国来了，人家怎么说 你就模仿人家，能说一点就说一点，等逐渐能插上一句话两句话，慢慢就好了。“不好意思开口说”是学习英语的大忌。
航：不会说的时候是不是也挺有心理压力的？
成：压力更多来自紧迫感吧。我们当年身边的华人留学生，同一个系的同学几乎超过一半都是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生，像我这种小地方、小学校来的很少。那会儿年轻，本身心里就较着一股劲儿，平时在实验室尽可能多跟美国同学、老师讲话，跟中国学生也尽量讲英文。我们当年学习，还是更多为了生计，希望毕业找到好的工作，目的性更强一些。
航：现在的留学生大概缺乏的也就是这种紧迫感。
成：未必不好，看怎么看待了。现在的孩子来美国求学，要想学好，首先自己感兴趣非常重要，这往往被放在第一位。我们当年那一代特别多人喜欢学理工，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学理工比较实在嘛，是有点“被感兴趣”的感觉，有点像跟专业“先结婚后谈恋爱”。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好了，“求出路”并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显得迫切和重要，选择专业和工作可以更从容。还按我们当年安身立命，赚钱养家的思路，那么往往学经济、学金融都变成很多孩子的首选专业。其实学什么专业，关键还是看你怎么找到自己的兴趣。如果能主动探索，积极利用现在的好条件，那么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成功的概率会更大。
江湖儿女书香梦
航：最后聊聊您自己吧。人常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我每采访一位教授，都深切地感到一个人后来能够取得多大成就，往往跟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
成：我们这一代人更多是靠个人奋斗。我老家在江西九江，小时候就在鄱阳湖边上的普通家庭长大，我爸爸是开货船的船老大，我妈妈就是普通农民。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老爸的船上玩儿，我那时候跟着大人在大江大河里跑啊，心里就想，世界这么大，能出来看看真好，我长大也要当船老大。
航：结果后来成了“学科带头人”，也算另一种意义的“船老大”。
成：如果说家庭的影响，我当时在乡中学是成绩最好的，当时父辈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可以说是“浪迹江湖”，但爸爸很鼓励我考大学。我的曾祖父是晚清的一个秀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吧，奶奶就告诉我要好好学习， 将来出人头地，争取早日恢复我们家的书香门第，这个可能算是一种家传吧。
航：如今您凭着知识走遍世界，是否感觉实现了儿时在父亲船上那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梦想。
成：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还任重道远。
航：回国交流的机会多了，您还会时常回故乡的鄱阳湖边看看吗？
成：是的，我虽然在这边安家落户了，但老母亲如今已经 80多岁了，她跟弟弟妹妹在一起，都还不错，还生活在老家九江的都昌县城，所以说我的根还在中国。
家庭事业双丰收的成家杨教授的大女儿如今已经大学毕业，正在学牙医；小女儿刚上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