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周刊 2023-05-17
原标题：34岁考公，她们比谁都想上岸
作者 | 崔斯也
题图|视觉中国
年龄一直是职场中的敏感词，而“35岁”是很多人的焦虑数字。长久以来，在公务员招录中，35岁也一直是明确的年龄红线。但近几年，多地公务员省考正在为这一年龄限制松绑。2023年，已有多个省份为高学历人才放宽报考年龄限制，部分岗位被放开到40岁。
尽管只有少数岗位松绑，但在本就竞争激烈的考公浪潮中，中年人似乎有了更多的可能。我们采访了一些大龄考公者，他们曾经背水一战，而顺利“上岸”后，也面对了更多未曾预料到的问题。
人到中年，渴望“上岸”
小张34岁了，今年年初，她决定参加国考。考公的想法不是突然萌生的。小张原本在一所高校从事行政岗位。32岁时她怀孕了，考虑到那份工作并没有编制，和家里人商量后，小张决定辞职在家生孩子。
如今孩子快2岁，小张想要重返职场。年初，她试着投递了一些简历，大学时小张读的专业是安全工程，因此她投了很多企业安全评价师的岗位，但令她失望的是，投出去的简历都没有任何回应。小张有点焦虑，她觉得这可能跟自己这两年的职场空白期有关。
某天，她在社交平台刷到有人35岁考公的帖子，算法不断推荐类似的内容，而这也在小张心里植入了念头——她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工作太不好找了，感觉只能选择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正好一边带孩子，一边在家备考，好像也不错。”小张说。
另一方面，考公的决定也和孩子有关。小张是河北人，老公是河南人，两位来自“高考大省”、经历过高考“最困难模式”的人，很希望能让孩子有更轻松的教育环境。他们一家目前居住在北京市顺义区，如果想让孩子留在北京高考就需要落户。
老公做程序员，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小张能顺利考上公务员落户，能直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和各方压力驱使之下的小张不同，今年37岁的路凡在2020年省考中“上岸”，已经在沈阳某城区的街道岗位上就职了三年多。
路凡至今还是单身，大学毕业后，她先是在报社做记者，出于对纸媒衰落的担忧，一年多以后她从报社离职，在家乡沈阳做了近十年的政府雇员，即不占用政府编制的合同制员工。随着年龄的增长，路凡期待一个能转成正式编制的机会。
但2016年到2018年，辽宁省考停招，到了2019年恢复时，路凡已经34岁了，只剩下两年的考公时限。因为长期的经历已经让路凡熟悉了公务员的工作内容，她对于考公本身有着明确的预期—— 一份稳定长久，且内容已经十分熟悉的工作。“尽管会无聊，但是你会觉得，这份工作是可控的。”她如此说。
备考的压力
小张在3月中旬正式开始备考，她花了980元，在某知名考公培训机构买了一套基础的笔试培训网课。小张回想起10多年前刚毕业时，自己也曾经尝试过一次国考，当时各方信息渠道都没这么发达，社会上的培训机构也还没今天这么风生水起。
那一次，她的成绩是行测70分、申论49分。申论明显拉了分，她并没有进入面试。10多年后，申论依然让她觉得痛苦，工科出身的小张觉得自己很不擅长“写文章”。而同时她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逻辑性大不如前，每次做到行测中有关数量关系的问题，她都卡住好久。
备考的日子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小张每天7点起床，先做一套15道题的卷子唤醒脑子，吃过早饭后，8点正式开始学习，用二倍速重新听一下前一天晚上的直播课，然后整理成笔记。下午她则继续做题，再练练申论，晚上给下班回来的老公做好饭，吃过饭后，她还要再继续学习到晚上11点左右。
孩子只能交给老家的爸妈带，有时候，爸妈带着孩子回到北京来，小张就到家附近的顺义区图书馆学习。小张的老公和父母都很支持她考公的决定，孩子还小，目前也不太黏着她，但她自己会为不能长时间陪伴孩子感到内疚。她把自己考公的事情发到网上后，有同样大龄考公的女性对她表达了羡慕，说婆婆和一些亲戚都不支持自己，每天只能偷偷学习。
2019年路凡第一次省考没能成功，2020年，她选择了一个难度比上一次低些的岗位，这一次她顺利进入了面试阶段。疫情期间的不稳定环境加剧了她对“上岸”的渴望，在省考的同时她还参加了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以及面试了一家国企。为了更有把握通过面试，她经朋友介绍，报了一个面试培训班。
面试班的学费是6000多元，课程时长是10次左右。这一价格在当地的面试培训班里已经不算贵。一些培训机构会推出“协议班”，基础学费8000多元，如果面试没通过就只交8000元，如果面试通过、顺利被录用，还要再补交3万元。路凡感觉匪夷所思：“这不就是挣一个概率的钱吗？因为总有人能进面试。”
面试班的培训是完全应试化的，一个问题按什么结构去答、怎么填内容、用多长时间思考、说话用什么语速，都有具体的标准。每天还会不停地模拟面试场景，纠正面试者的谈吐气质。反复练习下来，一个内向的人也会变得侃侃而谈。
路凡觉得，面试班里教的东西的确有一些帮助。路凡是面试班里年纪最大的人，大多数备考者都是应届生，30岁以上的占比不到1/5。路凡的面试最终顺利通过，还拿了88.5分的高分。当时同在面试班里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她的同事。而更令她惊讶的是，一些同批次考进的同事，甚至曾经是考公培训机构的老师。
“不考虑往上升了”
成功“上岸”让路凡觉得松了一口气，在东北老家，体制外的中年女性在职场上总会面临更多阻碍。在各地的大龄考公群体中，女性总是占据更高的比例。
快到30岁的时候，路凡和周围的女性朋友多多少少都会开始焦虑自己的感情和工作。路凡觉得自己做政府雇员的那些年收入不高，也不太稳定。
“当时对这种不稳定的生活有一些焦虑。”路凡说。对大龄考公者来说，35岁入职时还是科员，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入职以后，路凡发现她所在的政府体系中，像她这样的80后很少，要么是工作了很久的70后，要么是刚刚毕业的90后、00后。在同级别岗位的同事当中，路凡是年纪最大的。
但另一方面，工作经历和对政府工作的熟悉让她很快就能适应新的岗位。“基本上政府的人天天在干什么，包括你一步一步要怎么操作，工作内容都会懂。”
其实说白了，在实际的工作里，领导肯定是会更愿意把活交给我们这种被社会‘毒打’过的、有经验的人。但没办法，各地公务员的岗位几乎都会向应届生倾斜。”路凡说。
只有疫情的来临让路凡有点措手不及，基层公务员成为疫情三年间最疲惫的群体之一。那段时间里，路凡不停加班，她负责物资调配，每天都有各种人要来找她。而防疫政策放开后，日常工作本身也并不轻松，近些年来她明显感受到政府的各种考核、指标压力非常大。
有些部门的同事几乎要连续几个周末加班。路凡很清楚，中年才进入体制的人，晋升和发展大概率会不如那些年轻的职员顺利。她自己并不强烈地渴望“当领导”，但她还是会希望可以按照体系标准稳定地晋升。
“实际上，我接触到的很多年轻人现在也不追求晋升，进入体制只是想有稳定、轻松的工作环境。但至少在我们单位，这种理想情况也不太可能，因为工作量真的非常大，等你到了一个差不多的时候，领导就会跟你谈，说希望你去负责某一方面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收入、你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跟你的职务挂钩的。真正到了那个时候，你根本想躺也躺不平。”路凡说。
还在备考的小张也曾思考过这些问题。“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虽然我愿意干活，肯定不会‘躺平’，但还是不太擅长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东西，所以基本没有什么晋升的渴望。”她说。
她也预想过入职以后单位的同事都比自己小的感觉：“心理上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我觉得这是难免的，你的年龄已经摆在这了，去哪个单位不这样呢？”小张有点怀念自己过去的生活，对她来说，35岁真的成了一道分水岭。
“体会到那种上边养老、下边养小的感觉。之前只有我和老公两个人的时候，生活压力是没有那么大的，就想着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父母也不太需要我们，也没有孩子。现在很多事情都一下子涌过来了，有了孩子、要买房，不能说辞职就辞职……”小张说着说着叹了口气。
“如果考不上，我们只能考虑去天津定居了。”和很多北漂一样，天津成为小张一家的备选方案。“人才引进落户相对容易，教育资源也比较好。但就是，我们俩又要重新找工作了。”小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