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陈佳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门口，常小梅陪父亲呆立在那许久。
眼前的一座雕塑每每都让参观者驻足流泪——母亲被日本兵杀害，倒在血泊中，懵懂的孩子还趴在她身上吃奶，旁边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最后一滴奶》雕塑。“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小弟弟。”常小梅听见父亲带着哭腔嘀咕着什么，凑近了仔细听，才听清。
直到8年前，常小梅才第一次知道，这座雕塑是以父亲常志强的故事为原型打造的。
从记事起，常小梅兄妹几个就意识到，父亲的童年遭遇是家里的“禁忌”。“每次一有人不小心提到，本就不爱笑的父亲，脸要阴沉好几天。”常小梅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缄默一直持续到1997年。
当时，在看到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后，常志强彻夜未眠。次日，他把写好的材料送到纪念馆。
“他们不是不承认吗？我活着，我就是见证！”常志强异常愤怒。
此后，他辗转各地做历史口述、接受采访，还亲自到日本参加证言集会，但每次都是一个人去。对家人，他只字不提。
直到2014年，常小梅陪父亲参加活动，才第一次亲耳听到父亲提起往事。
幸存者常志强
85年前的12月13日凌晨，南京城冷风瑟瑟。
大炮铺天盖地向城内轰击，城内一片火海，侵华日军第六师团蜂拥而入。
此前一天，人们已经开始四处寻找避难地。9岁的常志强跟随父母和5个姐弟，匆忙带上一些干粮，准备逃往难民区。途中被迫改道，他们跟着人群在王府园巷内躲避。
·晚年的常志强在王府园附近指认事发现场。
第二天一早，挎着刺刀、手握机枪的日本兵就涌进了巷子。
常志强的妈妈怀里抱着刚一岁多的小儿子。看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她赶紧给孩子吃奶，让他不要哭。
此时，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直接戳向常志强妈妈的胸口，鲜血瞬间咕咕地流下来。她一个踉跄，紧紧抱住孩子。
又是一刺刀。常志强的妈妈一头栽倒，孩子摔落在地，哭声更响了。
日本兵拿起刺刀，对着孩子的屁股就是一刺刀，然后顺势挑起，抛出去几尺远。
见状，常志强哭喊着朝小弟弟的方向跑去。
他另外三个弟弟，有的抱住日本兵的腿，有的拽衣服，有的用嘴咬。“不要戳我妈妈，不要戳我妈妈。”哭喊声一片。
然而，日本兵的刺刀又无情地刺向那三个年幼的弟弟……
眼看弟弟们和妈妈都倒在刺刀下，满眼血肉模糊，常志强吓晕了过去。
当常志强醒来时，日本兵已经走了。妈妈躺在那里，血水把衣服都浸湿了。她还没有死，但已经说不出话，眼神直勾勾看着一个方向，眼泪不停地流。
常志强明白了妈妈的意思，跑过去把小弟弟抱过来，“鞋子踩在地面上都是黏的，到处都是血”。
一岁多的弟弟躺在血水中，鞋子袜子不知哪去了，在寒冷的冬日凌晨，小脚冻得通红，哭声越来越微弱。
此时，常志强的妈妈拼命挣扎，凭着最后一点力气，把怀里的衣服拽开，要给最小的孩子再吃口奶。
小弟弟看妈妈把衣服拉开了，拼命钻进妈妈的怀里。
“弟弟当时吃的也不是奶，妈妈胸口一直在冒血泡泡，奶和血都融在了一起。”常志强后来回忆。
他赶紧上前用手捂住妈妈的伤口，对她说：“妈妈，你坚持一会，坚持一会，会好的。”他这样讲着，妈妈慢慢闭上了眼睛，头歪向了一边。
常志强又去死人堆里找爸爸。他看到爸爸屈腿跪伏在地上，立马扑了过去，一边呼喊着：“爸爸，爸爸！”结果爸爸直接倒了下去，背后棉袍上的枪眼露了出来……
后来，常志强和幸存的姐姐辗转躲到了难民区。他们还回事发地找过爸妈和几个弟弟的尸体，红十字会收尸的人说：“当时有一对母子的尸体，小孩子还趴在母亲身上吃奶，两人冻在了一起，分都分不开。”
父亲哭着说：“那一定是我那可怜的妈妈和小弟弟……”
证人常志强
那个血淋淋的早上，9岁的常志强眼看着一家6口人惨死在日军刀枪下。这段痛苦的记忆，他当“秘密”一样藏在心底半个多世纪，不敢去触碰。
“爷爷奶奶被日本兵杀害，是我们当时知道的所有内容，”常小梅说，“因为妈妈不让我们兄妹打听这件事，怕爸爸难过。”
·常志强和妻子早年合影。
在年少的常小梅眼中，爸爸常志强是一个严肃的人，有时甚至称得上“冷漠”。
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很大的雪，常小梅跟爸爸走路去新街口的亲戚家。不知走了多久，她的鞋子都湿透了，感到有些委屈：“爸爸，我的鞋子湿掉了，你能不能背着我走？”
常志强没有回应女儿的要求，只是说了句“马上就到了”，转身继续往前走。常小梅就一路哭着跟在父亲后面……
平日里，常志强始终与人保持着一定距离，警惕所有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用常小梅的话说，“他好像一辈子没学会笑”。
·常志强一家合影，前排左一为常小梅。
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常志强很想去看看，但还是放弃了。“我不想去，一到那里就会想起遍地的尸体，满眼的血腥，实在不想去回忆。”
从1997年起，常志强终于打破沉默，开始向世人讲述那段让他痛彻心扉的苦难遭遇。
每次讲，他都声泪俱下，听的人也跟着一起哭。
2006年，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拍摄纪录片《南京》，请常志强来讲述。翻译先是听了常志强的经历，哭得泣不成声。等古登泰格听到以后，也开始哭。旁边摄像的人也在抹泪。
·常志强在纪录片《南京》中讲述当年的惨痛遭遇。
有一次常志强在央视录节目，负责采访的主持人根本控制不住情绪，眼泪啪啪啪地往下掉，补妆了3次才完成录制。
纪念馆门口那尊讲述常志强遭遇的《最后一滴奶》雕塑前，也留下了无数眼泪。
日本东京芭蕾舞团团长有一年到纪念馆参观，走到雕塑前，驻足片刻，突然跪下来，边哭边开始祈祷。
·参观者在《最后一滴奶》雕塑前。
2014年2月27日，对常志强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从2014年起，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也意味着，他的个人记忆，连同南京城的记忆，一起上升为国家记忆。
这些年，常志强几乎把纪念馆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他经常一个人跑到纪念馆，摸着“哭墙”上那些遇难者的名字，一待就是好久。
“没有坟，也没有墓，那个地方就应该是他亲人所在的地方，他就是去诉说诉说。”常小梅开始理解爸爸。
·常志强站在“哭墙”前。
“被保护”的常志强
2014年8月15日，常小梅第一次陪爸爸参加幸存者联谊活动。在南京虹桥饭店，刚一出电梯，等待的记者立马围了过来。
常志强一把抓住女儿的手，对她说：“你不要走啊。”
“那眼神我从来没见过，是乞求，是信任，更是依赖。”那一刻，常小梅觉得爸爸真的老了。
从那时起，常小梅开始慢慢理解“幸存者二代”这个角色。
平时常志强在外面讲述历史，回到家就闭口不谈。常小梅知道，他是不想让儿女们承载那种痛苦。可他自己讲一次哭一次，结痂的伤疤反复被戳破。常小梅不忍心。她知道，到了自己要走到台前的时候了。
此后常志强参加各种证言活动，常小梅都陪在身边。她在陪伴，也在记录，记录下那些爸爸从来不会主动跟她讲起的惨痛经历。
·常小梅和常志强一同参加“家祭”活动。
2017年，89岁的常志强脑梗了一次，说话不再利落。2020年之后，他的双腿已经难再伸直，走路都困难。常小梅帮爸爸“挡掉”了很多采访，自己扛起了这份家族记忆。
有一次在火车上，坐在对面的一个小伙子知道常小梅来自南京后，问了一句“当年南京真的死了30万人吗？”
常小梅很吃惊，中国人都能提出这个问题，那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并不了解真相。她开始写作《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并于2019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分为中日英三个版本，希望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常志强捧着女儿写的书。
这些年的8月15日和12月13日，常小梅索性不提醒爸爸，家里也不开电视，“不想让他看到新闻”。爸爸保护了他们那么多年，她现在想要保护爸爸。“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我希望能给他一个幸福的晚年。”
·在子女的支持下，常志强晚年开始画画。
截至2022年12月5日，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世的仅剩54位。幸存者在“凋零”，但传承记忆的后代们越来越多。
今年8月15日，首批共13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意味着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责任。
无数个“常小梅”开始上岗，播撒这份记忆的种子。
今天的烛光祭活动，常小梅照样不打算带爸爸参加，她要带上自己的儿子。幸存者二代、三代、四代，接力棒要一直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