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商场如战场”。当今时代，年轻人要涉足商海，在实践中学习是一个途径，而要真正把生意做好，国际化的视野、先锋的理念、对前沿科技的了解关注都是必修课。于是，上商学院深造，提升自己，从初出茅庐的本科生，到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都面临就业、创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TheFuquaSchoolofBusiness）成立较晚，1970年才开始招生，但依托杜克大学的强大经济后盾，它迅速跻身全美十大商学院之列。近年来在彭博周刊等几大全美权威排名当中，更几度超越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等，位居全美首位。这里发布的每一条讯息，都牵动着世界商业版图的神经。与其高昂的学费相应的，是散布世界各地校友们不断创造的财富神话。苹果公司现任 CEO蒂姆·库克是该校 1988届 MBA毕业生。以他为代表的商界翘楚们自然不断刺激着一批又一批财富的梦想家前赴后继来到这里，以各种身份坐在课堂上。这其中，中国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
宋京生教授现任美国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运营管理学终身正教授。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2003年被评为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杰出青年。2009 年被评为中国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2015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2017年当选为美国制造与服务运作管理协会院士（MSOMFellow），美国运筹和管理科学学会院士（INFORMSFellow）。宋教授先后担任多个世界顶级学术刊物的领域主编及编委。她曾任美国制造与服务运作管理协会主席， 并获得该协会 2014年的杰出服务奖。
宋教授是生产及服务管理、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国际权威。研究课题包括库存和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供应链协作激励机制、全球供应链风险管理和可持续性、供应链金融及电子商务渠道设计等。她在诸多课题上做出开创性或突破性的贡献，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多次获得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研究基金奖，也曾多次荣获华人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协会年度会议的最佳论文奖。
宋教授一直热心于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外审专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国家重大项目组成员，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杰出访问教授，复旦大学杰出访问教授，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也曾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运营系海外系主任，同济大学及河海大学特聘教授。2017 年宋京生教授荣获华人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协会的杰出贡献奖。
从约访到最终在杜克商学院见面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其间宋教授一直在国内的杜克昆山大学授课。见面后，我们的话题便从商学院现有的学习项目设置开始。
杜克富卡商学院橱窗一瞥
杜克商学这样学
航（刘航）：宋教授，您好！我上午来得比较早，在学院这座漂亮的大楼里走了走，第一感觉是像回到了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北京、上海某些涉外场所。中国或者说是亚洲面孔真是挺多的，请问您，中国人来杜克商学院读书，都有哪些项目可以申请？
宋（宋京生教授，以下简称“宋”）：我们目前没有商科本科，主要是培养 MBA（工商管理硕士），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未来能进企业管理层。来读 MBA的人，一般年龄都比较大了，25～30岁甚至更大，平均年龄 29岁。这些人本科毕业以后，几乎都要有至少三年的工作经验，才可能申请到我们的 MBA项目。你们UNC（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有商科的本科。这是两个年龄段，培养的人职业去向不一样。
航：既然是研究生阶段教育，那申请的人本科需要学什么专业呢？
宋：之前你可以是学任何一个专业的，可以是学工程、学生物的，也可以是学传媒、学历史的，这个我们不限制。
航：就是文科理科都可以报，对吧？
宋：各科都行，更多是已经工作了三四年后自己感觉不满足，想提升，或想转行更靠近商业领域的人。来到这个环境你就会发现这儿的人专业背景各式各样，每个人都有强项弱项。但在杜克，特别强调团队精神。每一门课程都会有小组项目。学生每一个学期几乎都要换一次小组。我们这个 MBA的项目每年从全球招收大概 450人，分成 6个班。第一年全修一样的课，6个班又要再分 12个小组，每个小组有 4～5个人。
航：每年全世界会招 450个人来杜克读 MBA，要在这儿学几年呢？为什么要分组？
宋：两年的学制，那么学院里在学的人就是大约 900位。他们的课业相当繁重。两年期间学生可以学 13门必修课和 13门选修课或者更多。每学期初有持续一周的 learningexperiences（交流学习经验）项目。学生就是在这时候开始被分组，进行团体合作和领导能力训练，另外还进行个人评估练习、社会服务以及个人就业规划等活动。
航：在学校分组是为了模拟未来的商界实战，先跟同学们一起模拟一遍。
宋：是的，这还仅仅是第一学期。第二学期中途，学生要通过一周的计算机模拟训练来进行整体经验培训。学生们又被分成 8组，每组 40人，互相竞争。演习金融、市场营销、职员关系、运作、决策等各个部门经理的工作，要尽他们的努力把自己主课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去。在第二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还会为学生增加探索商管新趋势的学习，学生们会在课上探讨未来十年中可能改变商务实践的战略性因素。除了课业，学生们还有特别多的社会活动和团体活动。然后直接面临着找工作。其实第一年刚来不久大家就面临着找暑期实习机会。有的暑期实习能够转成正式工作，如果不能，第二学期就又面临着找正式工作。所以对于学商科的学生来说，找工作是特别大的关注点。
航：怪不得我刚刚在外面等待见您的时候还听到一个华人学生用中文聊电话的只言片语，他说：“要不给我 offer，我可能要考虑回国找工作了。”
宋：的确，找工作是特别花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航：每年招 450人的 MBA项目， 大概有多少名额是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人，又有多少名额给华人呢？
宋：考杜克是很难的。这边的招生官制订每年的招生计划时还是会对中国学生、亚裔学生乃至国际学生都有一个相应的比例控制。大概国际生最多能占到 40%，亚裔是其中比较大的群体。从中国来的学生每年有 30 个左右，就是说不到 10%。
杜克富卡商学院走廊
航：可我感觉这个楼里我刚刚看到有很多中国人，远不止这个比例。
宋：那是由于我们另外还有两个项目，一个是一年的 MMS（Master of ManageStudies，管理学硕士）项目。其实就只有十个月。比在中国的硕士学习时间短多了，不需要写论文，也不要求你有工作经验，针对的就是刚刚念完本科的人。比如你念的本科是数学或文学，不容易马上就业，那么就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来学商科，教你一些商科基本知识。
航：这个学费是不是也很贵？
宋：一年要 5 万多美元。
航：招多少人？
宋：每年这个项目会招大概 130人，也是分成两个班。但不是全部，你知道我们最近在中国昆山开办的杜克昆山大学……
航：是的，杜克昆山大学现在知名度是越来越大了。
宋：我们商学院在那儿（杜克昆山大学）也是同样的 MMS项目招了一个班。我刚刚从中国回来，就是回去教他们。那个班的中国人更多，这边（美国）的项目会有一个控制，不会让华人太多，但是那边，就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亚裔了。而且对中国学生的学费有补贴，大概为 20万元人民币，非中国学生的学费大约35 万元。
航：都说现在中国人学习商科的热情空前高涨，果然如此。
宋：我们 2018年又有一个全新的项目，叫作MQM（Master of Quantitative Management，计量管理硕士），是针对量化管理的硕士。这个项目里，中国人就更多了，可能高达 80%。
航：MQM 跟刚说那两个专业有什么区别？
宋：主要针对目前大数据在商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各个公司都需要这种既有管理知识，又懂运用，还有处理数据能力的人才，目前这方面就业需求比较大。另外这也跟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的新移民政策有关系，就是说你只有在“STEM”四门学科，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学（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里，才可以拿到一个实习的签证。读 MQM可以拿到这个证书，并有在美国实习乃至工作的机会。否则如果一直只是学生签，那么你学习完之后就只能回国了。
航：MQM 学制多长？
宋：也是一年。这个是 2017年开始的，录取率也非常低。因为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
航：如果真能在美国找到实习机会，确实很吸引人。那么学费是不是更贵？
宋：是，要 6.5万美元。
航：不了解的人都有疑虑，想杜克昆山大学是不是仅用了杜克的名字，然后国内配备师资。如果您这样的教授每年都会去教学的话，那么这所大学的教学质量还是有保障的。
宋：昆山这个班不仅是我们回去教，学生还有半年时间是到美国这边来学的（每年 8月份过来，学习到 12月份，圣诞节之前一直都在美国，过完新年后回去）。我正好是在他们这批学生回到中国以后，我到昆山去教他们下学期第一堂课。他们一直要到 2018年 5月份才毕业。
航：您每年要去昆山教多久？
宋：我教两个星期。
航：硕士项目就是这些了？
宋：我们还有 EMBA，就是在职的 MBA。他们一般是在周末或假期上课。这个我们也有几百名学员。
航：那么您本人的教学任务也很繁重了？
宋：还好，我们老师也很多。如果你是 ResearchActive（承担研究任务的职位）的话，那么一年只教三门课。其他老师可能多教一点。
业界前沿关注
航：那么您还承担一些科研方面的任务？
宋：我们科研任务很多。
航：您最近在科研方面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宋：我是搞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的，除了教学，过去几年对全球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协调机制研究得比较多。比如像“外包”，企业到一个新的地方想要找新的供应商，你怎么去评估他们的质量管理？外包一旦做到全球，风险就特别大。金融风险、体制政治、天灾人祸等，比如美国的企业做手机，现在在美国本土不做了，放到富士康去做了。那么富士康的原件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一旦海啸了怎么办呢？供应链一旦长了，风险就增加，如何把风险考量进去？在写合同的时候如何把它写进去？还有供应链里的社会责任，比如服装制造企业，在中国、越南、老挝做衣服，但那边的分包商有些偷偷非法雇用童工，工作条件特别差，被媒体曝光了，产生了极不好的社会影响……一旦这些事情爆发了，那么可能一整批货就全都报废了，甚至你的品牌就砸了。
航：我们提到全球供应链，往往想到的是生意做大了，哪里人工便宜、哪里技术好，可以优势互补，都是想好的一面。你们要考虑坏的一面是吗？
宋：就是风险全都增加，那么供应链究竟应该怎么去管理？他们的challenge（挑战）是什么？这是我最近几年都在关心的事情。
航：要涉及保险是吗？
宋：保险可以帮助你的有限。我们研究的事大概更复杂。我个人也只是做这个庞大体系里的一点点工作。另外我还在关注大数据，在这里面怎么发掘顾客的行为，还有你怎么用数据使供应链更明确化。
航：是如何把庞大的数据转化成效益吗？
宋：不仅仅是转化成效益，还有更多的内容……
航：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在电子商务领域，中美的竞争非常激烈。反正我来到美国这段时间，感觉很不方便，原本在国内一个手机就能搞定一切，到了这边又是信用卡，又是现金，得重新装回口袋里。您怎么看以手机支付为代表的中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这方面美国看起来显然是相对滞后了。
宋：一方面，美国在上一个发展周期的风口上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技术，只不过载体不是手机。多年以来这些技术已经非常规范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了。拿信用卡举例：美国这边通过多少年积累形成的这一套体系，其安全保障制度、大众接受度都已经形成了太多固定的东西。银行对个人信用的考量、权益保障的体系非常完善。客观地说，中国这方面的东西之前是不完善的，结果就直接来到了智能手机时代。所以中国就完全把之前美国经历的漫长阶段省略掉了。从无到有总比拆掉旧的建立新的简单得多。
航：这就是后发优势吧。
宋：不仅仅是信用卡体系，其实美国的各类基础设施、移动通信设备，此前都已经普及到非常完善的程度。比如手机，在社交媒体、手机支付没有来临之前，实际上中国也并没有把手机普及到近乎人手一部的程度，这里不能只看大城市。但美国这边在座机电话时代，电话的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中国那个年代电话根本没有那么多，同时也没有答录机等配套的设备。这些东西当年在美国每家每户都有，大家早已习惯多少年了，觉得这些东西组成的生活就已经挺方便。所以美国人对新出现的智能手机的依赖就没有中国人那么高。
航：中国是跳跃式的发展。
宋：回来说金融方面，美国之前在抵御信用卡风险方面条文相当复杂，那么如今有了手机支付的功能，美国人更是可以想出一大堆潜在的风险。这也导致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没有中国那么果断，那么快。客观来说，其实中国现在的手机支付，的确方便，但相应地，风险也的确在成倍增加，如遍地开花的电信网络诈骗，层出不穷的各类源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商业纠纷等问题。美国不是没有这个技术，而是在考量这件事的时候，他们预测到这个风险，可能要想出更好的机制以后才会迈这个步子。事实证明，此类担忧未必是杞人忧天，目前在西方国家推行“去纸币化”受到很多层面的反对，现在还很难说人家踟蹰不前究竟是对是错。
航：没有那么大胆，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必需？
宋：就像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工作的人也不去下海经商啊。都是那种待业青年、无业者群体反倒是胆子特别大，勇于迈进商海里面。
航：就是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宋：对！没有什么可丢的嘛，所以这些人敢最早一批去做“倒爷”呀，搞贸易呀，先富起来（当然创业失败赔了本儿的也大有人在）。结果后来机关里的人也看到了诱惑，逐渐开始下海了。如今的美国就像一个当年在中国机关里有正式工作的人，做什么肯定还是要瞻前顾后一下。
另外一点，电子商务方面，中国的人口密集，有人口红利，有人愿意去做这个项目中比如物流这样的环节。反观美国，你看到，地广人稀，让人开车开半天去给你送一件快递，效率就显得特别低。同时也真是得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做这种基本的、重复性的劳动。在美国人工都是很贵的。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你看亚马逊，其实做得也挺不错的。
航：比起咱们的京东、淘宝来说，方便程度还是差远了。
都说人工智能是下一个风口。大数据已经攻陷了我此前采访的几乎所有教授他们所在的学科领域。在美国这段日子，我在不同场合也都感受到大家对这方面的热情。您能从经济学家的角度预测下前景吗？人工智能真有那么可怕吗？真的会抢掉我们的饭碗，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宋：不会是那么可怕，但肯定会改善我们的生活。回到我的专业来说，大数据的应用，就使得厂家和运营商更进一步地了解我们每个个体的需求。因为对我们供应链来说最理想的，是从原材料到制作、到分销、到顾客手里这一条链上能够做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把正确的物品以合适的价格送到正确的顾客手中。这就需要有多少资源、技术、资金和信息掺在里面。我们研究的就是在整个动态里的不确定性，怎么去把这种人为的活动规律找出来。我们希望把顾客想要的东西便捷、便宜、优质地送到他手里，而不是凭想象或不精确的猜测去制造和运输一堆卖不出去的货物。如今有了大数据，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去提前制作你想要的，就肯定减少浪费了，这一定是好事。
航：您觉得单就技术开发而言，中美两国这方面目前看哪边更强一些？
宋：中国固有的优势是人口基数更大，那么就自然而然地积累了更多的数据。我倒是觉得从我个人这个领域来说，似乎还是美国这边领先一点儿。
航：您指的是系统更完善和更强大吗？
宋：客观地说，AI计算机程序的发展，它深度学习的能力不是我研究的范围，我不能轻率地评论。而且因为我毕竟绝大多数时间在这边（美国），没有接触更多国内这方面先进技术的发展前沿，所以我不能轻易地说哪边更强，只分享一些我在这边的见闻。
比如，我们今天（2018年 2月 3日）上午听到一个报告，主讲人是 MIT（麻省理工）的一位博士生。他就在发明一种办法，如何在如此浩繁的大数据里，去估计某一个顾客买一种物品的概率。我认为这是相当前沿的研究了。
航：能稍具体一点儿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宋：在商品供应链里，比如你要买一瓶橘子汁，我得有一瓶橘子汁在库房里，你买走了，我就还要再进一瓶。制作、运输、农民种植，往前推各个环节都要供给得上。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你今天买了这一瓶橘子汁，你明天又买和后天再买的概率是多少。或者说每个人，你买这双袜子、你买这台计算机，你的概率是什么。了解这些数据才能有利于上游供应链备货。
无论京东还是亚马逊，拿到的都是消费者的原始数据。你买了一瓶橘子汁可能明天你还会买；你买了一双袜子，大概明天就不会再买了；你买一台电脑大概你要用上几年，再也不会重复去同一个地方买了……这么多人，这么多物品，成百万上千万的顾客，数以亿计的数据。商家要知道每一个人买某一样东西的概率，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但这位博士生拿出的就是这么一套有效的方案，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商家知道每一个消费者未来每一项潜在消费的可能。
航：未来作为消费者，真的没有秘密可言了。
宋：技术进步的步伐谁也阻挡不了。中国本身市场很大，人口基数使大数据的生成更容易，导致在这一领域有一点点小的突破都可能是极大的进步。但未来像今天我看到的这一类原创的技术，可能带来革命性飞跃的创造会有多少，我们尚不知道。
航：您怎么看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热？本身想学经济学的学生又这么多，而且在我周围，很多小伙伴都在捧着手机，学习 APP里的付费经济学讲座。
宋：普及经济学知识当然越多人感兴趣越好，但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就等同于赚钱，可不是这样的。如果身边的小伙伴靠了解了一条经济学的规律很快赚到钱，那么这种示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要看这种力量能不能持续。现在觉得学到几条经济学规律就能创业成功，开始幻想自己富有之后的样子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然，敢想是好事，但市场是个客观的东西。就像我们的共享单车，出来一个两个，紧接着一窝蜂各种颜色的单车都出来了，结果最后你看到还剩下几家呢？你说这个想法本身好不好？是好的，但是你说究竟能不能做下去，那还是要看创业者其他方面的本事了。
航：看来经济学入门容易，但要真正学通，学以致用给人生、给社会带来利好，还是件需要“人努力，天帮忙”的事。
宋：很多普及读物都在讲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会给普通人提供很多基础的经济学知识。现代人都应该有一些经济学的常识，现在的自媒体抓住了人们的这种需求，用新的形式去为老百姓提供快餐式的经济学知识，这没问题，美国也一样。而且在美国大学（本科）里，经济学还是一门必修课，甚至在高中都有类似的课程。
航：非经济学本科出身，读 MBA 要做哪些准备？
宋：文科的学生恐怕需要补补数学，有一些科目是需要计算的，统计、决策分析、经济学基础课都需要计算。
航：像我们学习新闻或者艺术的，早就不学数学了。
宋：觉得补数学吃力那就不一定要念这个学位，但同样可以深造管理方面的知识，这里面有关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市场学的分支都不需要太多数学的东西。
航：这是个好消息。我采访这些学科的教授下来，发现现在不少院系开设的交叉学科我们都不知道。您跟我说一句，我就知道原来像我这样一个文科生，没学太多的数学，也是可以报考经济学相关专业硕士的。
对中国学生的建议，对国内业界的关注
航：您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等学校都有教学工作，又刚刚从昆山杜克回来，很了解国内现在学金融学生的状况，您觉得国内的学生来这边读书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能力呢？
宋：我觉得中国学生都挺好的呀，至少我接触的这些学生都挺棒的。你知道，能够考上一流名牌大学的，素质都挺好的，英语也挺棒。而且据我所知，清华经管学院历年都是高考状元最多的。
要说有待提高的方面，我因为接触的博士生比较多，感觉或许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决定的吧，家长寄予的希望导致即便是最优秀的学生，往往也是从小到大太多人告诉他怎么做了，这导致他习惯于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心里想要什么。他会挺听话，可是你若试图想让他自己说出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或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想法，他又说不清楚。我觉得这是中国学生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吧。
航：这会导致做研究的主动性、创造力欠缺？
宋：是的，博士生特别需要原创能力，所以就会需要有一个转变，不断问自己：我对什么感兴趣呀？我想搞明白什么问题？
航：您每年会回去做教学工作，又会走访一些学校，未来会不会和国内的业界有所合作？
宋：我们做研究的人就是要与时俱进，技术变革的时代更是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学，大数据方面的内容来了，我以往的知识结构里面没有这一块，那么我也很想学习。
最近我已经开始跟“滴滴”等一些国内公司有一些合作，跟这边（美国）的亚马逊也都有一些合作。
航：您跟“滴滴”的合作是什么方面？
宋：以前，出租车公司有自己的车，有自己的雇员，这些都归公司管理。但现在公司不拥有这些司机，车本身也不属于公司，顾客想要车的时候，公司本身也不知道车什么时候会去，这些都不是公司能够控制司机的。那么这就形成了需求，市场需要一种新的机制出来，以确保这种商业模式持续下去。怎么设计，能够使大家都愿意用“滴滴”，并且“滴滴”的司机也愿意在大家需要的时候出车，我们要摸清这里面的经济规律，建立这种机制。这种东西以前没有，我们是用数学模型来推演，甚至把人的心理因素现在都要放进去，比如“你要给司机什么样的补贴呀？你要给顾客什么样的折扣呀？什么时候给能够使几方面都高兴呀？” 我未来也会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独立、自强：战胜逆境的法宝
航：宋教授，通过您以上的介绍，我们对杜克富卡商学院的教学模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您又分享了对当下商学界一些热点问题的态度。最后想请您聊聊自己的求学过程。您的名字是“京生”，我在网上又看到您近年回湖北咸宁母校慰问师生的帖子，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吗？
宋：我是 1960年生人，“京生”嘛，自然是生在北京。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幼儿园呢。上小学第一年没学可上，就在北京跳了一年的皮筋儿（玩儿了一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糊里糊涂长大的。从 1969年到 1972年，跟原先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父母下放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湖北咸宁，我在那里待了 3年。1978年恢复高考，感觉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吧，当时给我们学校 3个在校生提前参加高考的名额，其中包括我，结果我就考上了。
航：您本科是在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
宋：北师大数学系。大学毕业以后考到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也是学数学，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数学。在那个“文革”刚结束不久的年代，青年人心里想的是“科学救中国”，所以大多数高中生都想学数理化。
航：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您从小的学习也很有影响？
宋：我从小是在幼儿园长大的。因为父母工作忙，我才几个月大就在幼儿园上全托了。每星期就只有周六晚上回家。见他们时间特别少，当然他们很爱我， 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 53岁了。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当时也是住校的。一家人只有星期天才能在一起。可“文革”时，他们一下子全都被关黑屋子了，我就在人民出版社的院子里住在朋友家，住了两三年。后来去了干校，到了湖北又是住校，跟父母不在一起。所有干校的小孩当时都在咸宁高中，所以对那段时光也是有感情的。
航：您等于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
宋：对，所以比较独立。可能他们（父母）的一些学习方面好的基因我继承了，比如文笔比较好、理解力比较强。
现在想想我觉得可能有的人就是天生爱念书的吧，我从小到大都是被公认的一个好学生。没有那个环境的时候，也有那个素质。要好的朋友也都是喜欢看书的。
航：您那一代留学生，面对中美当年各方面的巨大差距，初来美国时候都有各自的一段奋斗历史……
宋：都很难呀！我们从小没学过英语，ABC都是很晚才知道。而且我又去的是商学院，我们以前都是在计划经济里，所以过来后刚刚接触诸多有关市场的概念，几乎是完全不懂的，也完全没有过这种感性认识，还是有不少功课要补。
宋教授多次带杜克大学学生到中国考察
走到今天，可以说不容易，但不是痛苦的，挑战是有的，但学习与进步都挺有乐趣。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只要你不负韶华，坚持求索，最终都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我感觉自己的求索过程也是这样，很多概念和问题都是需要不断去理解和思考，也不是博士阶段就把知识掌握了，也是过了多少年，一直不断学习，不断教书，才慢慢领悟。直到现在还是有好多东西不知道，科技发展如此之快，我也还在不断学习和探索。
航：好的，宋教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其实有能力和有勇气去转变，对我们来说，就是幸运的。谢谢！祝您未来的教学、科研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宋：好的，谢谢你！
宋京生教授儿女为母亲画的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