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偶然看到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协会微信公号上24日发布的一篇文章，被深深打动了。虽然是在洋溢着节日祝福的圣诞，可读这样的怀吊之作并不感伤，而是油然而生敬佩，既敬佩作者笔下的包容、热情、乐于助人的老师，也敬佩作者本人尊师重义的情怀。暗自相较，汗颜不已。
走过了许多春秋，岁月深处居然有如许清晰的情景，由一位故人或一桩往事牵动奔涌而来。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奇妙和生命的珍贵。在今年这个特别的圣诞节，借作者——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和北卡中央大学陈晓欣教授，也是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协会理事长这篇刚发布的旧文，重温他真实描述的那个时代，领略他的经历和思考，余味悠长。
■陈晓欣
3月17日，我的大学英文老师Johna Ferguson安然离世。她生于1930年2月23日，今年刚好90岁。
离世前，Jo给自己拟了讣告——
Jo Ferguson Zhou was born in Tacoma, WA in 1930 where she resided with her parents, Dr. and Mrs. John F. Steele. She graduated from Stadium High School and the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here she was a member of Kappa Gamma Sorority. She and her former husband, Neal, raised three boys who survive her; Chad of Corpus Christi, Quinn (Deborah) of Seattle and Rob (Kia) of Bainbridge Island, and also 5 grandchildren and 4 great-grandchildren.
Jo will be remembered by many from “That Shop”, which she managed for 12 years on Capitol Hill. She will also be remembered for her love of China and her 2 bike tours through that country, the first such tours by American women. She moved to Beijing in 1986 to become an English teacher and then stayed on and taught at many different Chinese universities for several years. She is survived by her husband, Huimin Zhou, whom she married in 1998. After their marriage, they spent their time between Seattle and Qingdao, China where they maintained their homes.
At Jo’s request, there will be no service. Thoughts of her are enough.
听闻噩耗，悲从心来！虽然Jo身材瘦小，但一直都很健康。去年的10月，她还去跳伞，视频里的她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思维清晰。找出她从前的往来邮件，翻出几张旧相片，回忆和Jo相处的年日。
1986年，Jo刚过56岁，只身离开西雅图，来到北京。 在北京医科大学教授英文。 那一年，我17岁，大学二年级。 从此和Jo开始30余年的忘年友谊。
如果把近些年中国社会的演进看做一部音乐剧，把1980年代末看做一个高潮，那么1980年代就是高潮前的间奏。 这个国家就象尘封已久的房子，开了一个门缝，阳光、雨露和尘嚣一起飘进来，刺激了满屋的人。 虽然政治学习需要继续，靡靡之音需要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需要反对，方励之和《河殇》需要整肃，但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却慢慢换成了豪阔的港台亲属、羡慕港台生活而不幸失身的无知少女、意外继承巨大海外资产的小报神话、游走在规则边缘而暴富的倒爷……
对年轻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激情、躁动、冲突、新奇的年代。在大学校园里，音乐属于港台的四大天王、邓丽君、齐秦、侯德健，本土的成方圆、程琳、张蔷，和美国的迈克尔·杰克逊；一部《霹雳舞》电影造就了一批舞迷，虽然没有多少人能听懂其中的英文，但终究抵不住“英文就是好听”的时尚，文雅一些的师生，必是周末食堂里交际舞会的常客；小说世界里，除了伤痕文学，就是琼瑶的浪漫，三毛的潇洒，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一本叫《读书》的杂志，专门介绍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孟德斯鸠、尼采、萨特、叔本华、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各种盗版书籍和思想讲座，慰籍饥渴年轻的心灵，那是一个同学们闲聊中，口里若吐不出几个深奥名词，都羞于启齿的年代；体育运动最激动人心的，当然是女排，袁伟民、郎平、孙晋芳几乎是全民偶像……
物质的生活仍旧是穷乏的。北京的大学生，每个月供应几斤杂粮、几斤米、20斤面，还有一点数量不等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北医大多的学生每个月买24块钱的菜票，班干部会分发到每个同学。红烧腔骨、土豆片回锅肉永远受人追捧，不在食堂卖菜的窗口费点力气，那是绝无可能享受得到的。晚上睡觉前，如果能加餐一包鲜虾味的方便面，那就足以让人做个好梦。公共浴室的洗澡票，5分钱一张，每星期只给一张，大多数的日子，只能用热水洗把脸，擦擦身子，再顺便泡泡脚。夏天的时候，男生们在公共水房里脱光了，一盆凉水也能解决问题。洗发香波是个好东西，大多时候还只能靠普通香皂和肥皂。交通主要靠自行车，公共汽车永远是那么拥挤。
然而，那个时候的大学校园充满希望，因为明天肯定会比今天强。胸前别上一个大学校徽，足以让路人侧目；毕业后工作是国家分配的，打打麻将，交个男女朋友，只要考试及格，混个大学毕业证书，铁饭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打算出国的学生属于另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少人从一上大学，就开始准备出国，首选是美国，还有欧洲、日本，这些同学家庭或有海外亲属，或者家人曾经在海外进修生活过的。这一群人有个共同特点，早晨起早听美国之音的慢速英语广播；平时没事到英语角，找老外“套磁”，练习英文；闲暇聊天里不时会说到谁TOEFL、GRE考了多少，谁拿了全奖，去了美国；朋友们若多日不见，问候起来开头多是“我以为你走了呢？”
1985年，我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满心希望子承父业，悬壶济世。我的英文是标准的考试英文，听力、阅读、发音几乎是零。我的班级辅导员是卫生系80级的学姐，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英文，打算去美国留学。她刚刚工作，又单身一人，在一群学弟学妹面前自然是个大姐，时常跑到学生宿舍来聊天。她很健谈，人很温和，热情开朗，作为同龄人，时常给大家指点迷津。她那时候就建议，大家好好学英文，不仅可以留学，而且对将来职业升迁，也肯定有用。那时的北医相当重视英文教育，特别是在临床医院，英文好的会受到特别的重视。所以学生入学后，按英语程度分班，我被分在B班，由中国老师授课，期末根据考试成绩，好的就升入A班。我经过一年努力，进入A班，每周两次由外教授课。
医学院的课程相当枯燥，多半得靠记忆，考试前通宵努力一下，脑子好用的学生多半可以蒙混过关。我大半的时间都用来读些哲学、心理学、小说，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应该读文史类的专业。图书馆里有一些翻印盗版的英文小说，闲来无事，就借来读，不过英文程度有限，只能读一些故事性很强的小说，靠情节的吸引下，把书大致读完。专业课既然索然无味，我就找来英文教科书，囫囵吞枣的和中文教科书一起读。
我被分到英文A班以后，外教老师正好就是Jo。
北医的学生老实。上课的时候，无论Jo如何努力让大家开口，大多学生还是闭口不言，一来是因为口语确实不够好，二来是不愿在同学面前丢脸。有一次，下课以后，Jo无意中看到我在读Sidney Shelton的小说，A Stranger in the Mirror（镜子里的陌生人），她过来对我说，如果你想读一些别的书，就到我住处来找我。她大概认为，学生应该读一些更有品味的英文书。
北医的外教和外国留学生住在一栋四层的留学生楼，离我住的3号楼不足百米，中国学生出入需要在一楼登记，而且女生不允许访问男留学生。Jo的房间在3楼，晚上我去向她借书，我的英文是生硬的，态度是怯怯的，毕竟是平生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外国人打交道。Jo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她刻意用简单的词汇，清清楚楚的咬字，而且她会努力猜测我想表达什么，然后提示一些词汇或句子，帮助我说明白自己的意思。所以，虽然初次打交道，和她说话，让人感受到的是鼓励，没有压力，温和的语气和面上的微笑消融局促和尴尬，令人如释重负，如沐春风。我离开的时候，她又邀请我以后有时间就过来，并且告诉我周几晚上哪个时段有时间，每次可以给我1-2个小时。
从那以后，我每周或者隔周都会在她房间的沙发上，坐1-2个小时，从食物、朋友、家庭，聊到学校、社会。Jo对中国一切的事都好奇，她会问很多问题，迫使我努力搜罗词汇来回答，一个简单的事，常常需要借助字典和手势，才能说清楚。这样每次的见面，时间过得飞快。慢慢的我就学会了，每到语结词穷的时候，就用另外一些词汇，换个说法，沟通的技巧自然大幅提高，讨论的话题慢慢展开，偶尔能谈一些政治、哲学的话题。我本来喜爱历史和哲学，就会刻意读一点这些英文文章，然后来和她讨论，久而久之，就掌握一些生僻、抽象的词汇和用法。
Jo初到北医的时候，学校曾经帮她安排一位翻译，是当时的团委宣传部长L，希望教她一些中文。但是Jo很有主见，拒绝学中文，以至于她在中国生活多年，中文一直停留在“你好、再见、男、女”这个程度。照她的说法，“我是来教英文的，如果我会中文，学生就会有理由少说英文。”
暑假的时候，Jo通常回西雅图度假。回北京的时候，都会带一些小礼物、原版书、杂志和录音带，送给学生们。那个时代的美国和中国在物质上是天壤之别，从美国来的，即便是随意的小物件，在中国都会显得那么精致，那么有品味。和《参考消息》、《人民日报》里的简短文字相比，影视剧《神探亨特》里的美国，人热情幽默，建筑漂亮，干净整洁，和北京的阴沉、灰蒙、沙尘，形成鲜明的对比。国门外传进来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一个结论：美国人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这几乎足以摧毁年轻人头脑里20年的政治教育。
Jo到北医教英文，完全是机缘巧合。1982年，她随旅行团来华短期旅游。1983和1984年又参加自行车旅行团来华，认识了一位随团导游。恰巧这位导游的岳父是北大医院一位著名的H教授。后来，Jo自己的婚姻突然破裂。她决定换个生活环境，决然来到北京，就是由这位H教授安排在北大医院教授英文。半年后，北医基础部又提供她一个教授英文的职位，这样她一下就在北医工作了6年多。
北医基础部那时候还是郊区，出门基本靠331路公共汽车，而331路永远都那么挤。Jo不愿意挤车，自行车成了她主要的出行工具。她的自行车是从美国带来的Moulton四变速女式自行车，拆开来随行李带到北京，再组装起来。大多的中国人用的自行车还是老式26、28英寸的永久、飞鸽、长征。每次Jo在校园里骑车，旋风一般掠过的时候，瘦弱的身材，配上小小的车子，相当引人注目。学生们都一概称她为“美国老太太”。
因为她的中文障碍，所以有些事务Jo会请学生帮忙。她的学生们也都非常乐意，因为陪Jo一起骑车出门，是个不错的享受。一方面是因为Jo非常健谈，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总有一些特别的见识，满足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和她一起边骑边谈，路人侧目以待，那时一个中国人能有个外国朋友，已经是个值得骄傲的事，更何况你还可以和她侃侃而谈，哪怕你的英文水准并不怎么样，虚荣心的满足却是实实在在的。
Jo的美国人身份，使得她成为很多人愿意结交的朋友。有人为了自己或者儿女学英文，有人留学美国奖学金不够，请她出具经济担保，有人希望和她做进出口贸易，总之Jo在北京的中国朋友很多。这些社会交往，对陪她出行的学生来说，是个不错的社会阅历。那时候的大学生，除了读书，根本对社会一无所知，特别是我这样从南方小城到了大城市的学生。Jo应邀去朋友家吃饭的时候，她的学生通常会在主人和她之间沟通翻译，这样学生不止大快朵颐，而且增长见识。因为Jo的关系，我结识过不少朋友，后来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Jo还为我去请求这些朋友帮助。
Jo的个性简单率直，对待朋友和学生满有爱心。L的先生是一位计算机工程师，后来因病，不幸英年早逝，Jo曾经从西雅图搬回一台硕大的苹果电脑，供他在家工作。在北医的学生中，Jo帮助过很多，不少人的名字我已经很难记起。大约是1990年的暑假之前， Jo一定要给我母亲写一封信，让我翻译出来，带给我母亲，还附了一张照片。信件和照片我母亲一直保存着，常常跟我提起 “美国老师”，她们当年互赠礼物，通过我的翻译，来往信件。我母亲后来很长时间都想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这么乐意帮助人。
Jo对年轻人的宽容，也常常令我费解。Jo自己不抽烟，她也不赞同别人抽烟。我年轻时，烟瘾很大，Jo住在北医留学生楼的时候，她会让我在她的房间抽烟，还为我准备了一个烟灰缸。
我的印象里，Jo在中国没有什么美国朋友。那个时候，在北京的美国人，除了外交人员、商人以外，大学里多是基督教地下传人，用英语教师的身份来华传教。再有就是有探险精神，对中国好奇的美国人。Jo显然是后一种人。她本是一个家庭主妇，很看重家庭生活，在一个没有美国人交流的环境里生活，其中的失落可想而知。这大概就是她把所有时间和精力，投注在学生和中国朋友身上的原因。Jo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她的父母是长老会的教友，她自己则是卫理公会的教友，但是她很不喜欢在华的地下传教士，大概是因为她不喜欢伪装，和严肃的教条相比，她更喜欢人。
Jo在北京的时候，结交了不少真诚的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DD一家。DD那时候还是个中学生，小小的个子，背个大书包，有一天直接去敲了Jo的房门，问能不能帮助她的英文。DD的父亲是北影厂的美术大师，DD后来也成了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现在仍旧活跃在影视圈。DD的家是Jo的避风港，每次Jo遇到住宿、吃饭、修东西、跑腿这些杂务，常常是DD全家出动。她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非常和善，和Jo的沟通只能藉着单词和手势，好在有爱的地方，语言并没有那么重要。
1991年，我从北医毕业，分配到人民医院工作。大约到1992年，北医或许觉得Jo上年纪了，该退休了，就不再续约。Jo搬离北医后，去了北航，继续教英文。
1994年，我离开北京，来美国读书。申请学校的时候，Jo为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还一直通信。她后来辗转到地质大学，又到威海、青岛医学院等地任教。在青岛，Jo认识了周惠民先生。经过一段浪漫的黄昏恋，1998年两位老人登记结婚，结婚证上的照片还是那种穿着红衣服，正襟危坐的标准照。
2000年，我举家搬回北京，回到原单位复职。这时候Jo和周先生暂住在北大。见面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在美国的生活，告诉她我结婚生子，告诉她我成了一名基督徒。她有点讶异，因为她曾经在我的请求下，送过我一本圣经，可惜钦定本的英文古老晦涩，我读了一点就放下了。不过，她又非常高兴，因为我找到自己的信仰。
第一次见到周先生，就觉得非常亲近。周先生退休前是青岛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1952年山东大学医学院（青岛医学院前身）的毕业生，中英文俱佳。1986年曾经翻译过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轻的科学》，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好书。这本书虽然讲的是医学史，其精神却是开放、求实。周先生签了名，送我一本。经他介绍，原来他有个弟弟叫周志道，算是我的前辈同行。周志道先生从前是北京矿务局医院的骨科主任，也是中华骨科学会的老人，我曾经在骨科学术活动里听过他的课。
2001年，我因职业关系，又搬回美国新泽西州。2005年，又搬到北卡州，家庭、职业各方面的负担都重，生活紧张忙碌。人就是这样，心思专注的时候，会淡忘了朋友。搬家多了，Jo的电话和邮件也丢了，这一次和Jo失去联系，一晃十年过去了。
2010年，有一天我在办公室上班，忽然想起Jo。用谷歌搜了一下，居然找到了她的英文博客，通过网管，联系上了Jo。那时候的Jo正在西雅图。我们在电话里，兴奋地聊了一个钟头。从此，Jo会不定期的来个邮件，通个电话，彼此问候。
2015年夏天，我携全家飞到西雅图，看望Jo和周先生。他们住在Elliott海湾附近的一个两居室公寓里，两位老人半年住青岛北京，半年住西雅图，Jo写她的回忆录，周先生打门球，并继续他的翻译工作，各得其所。我当然希望Jo继续写，因为她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看待那些过往的人和事，一定会有独特的发现和见解。周先生重译了《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 –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可惜国内不能出版，就发表到二闲堂网页（edubridge.com）。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的经历令人感动，最后一章是全书的点睛之笔。美中不足的是，周先生不是基督徒，他不能完全领略司徒雷登内心深处的情感。我就自告奋勇，修改了他的翻译，发给他商榷。一来二去，周先生不时发一些他的文稿，给我欣赏。
2017年，我去西雅图开会，又去看望二老。Jo和周先生已经搬到离公寓不远的老人中心Bayview Retirement Community。这是一栋10层楼的建筑，窗外是西雅图Elliott海湾，目力所及，是满眼蓝色的海，白色的云。两位老人带着我看他们的房间、健身房、花房，又留我在食堂晚餐。很有意思的是，周先生慢慢回归中国文化，喜欢上了中国戏剧，最后搬回了北京。Jo留在Bayview，除了偶尔看望儿孙和周先生以外，她也参加老人中心的读圣经小组，而且热衷于管理委员会的志愿服务。去年，Jo跑去跳伞，完成她的一个人生心愿。
时间来到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美国最早告急的城市就是西雅图。我数次打电话，写邮件给Jo，都得不到Jo的回复。就给周先生发微信，询问Jo的情况。回复的是周先生的家人，告诉我Jo已然过世。
我的老师Jo 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
Jo的倏然离世，让我长长的想念她，想念那些曾经帮助我的老师们。小学时候的班主任X老师，在我未到学龄的时候，网开一面，接受我入学；初中时候的英文X老师，教导我英文文法，悉心尽力；高中时候的班主任Z老师，常有温和的鼓励和鞭策；工作以后的L老师，对我关爱有加，鼓励我放手发挥自己的才能；我的博士导师Y老师，教给我如何问科学问题，如何批评研究，如何应对批评；既是同事又是兄长的R教授教给我如何在多元文化和价值的工作环境里，创造性地做事；同事加前辈的G教授教给我如何在国际学术机构里，回旋伸展。
那么Jo教给我什么呢？我的英文自然得益于她。那时候，北医的临床医生多有非常优秀的临床经验，只是苦于语言的障碍，和研究训练的缺乏，所以显得不及外国同行。而我的英文正好迎合了那个时代开放中的中国医学界急迫的需要。所以，我在人民医院的工作颇有成效，也深得领导赏识。1991年10月，美国风湿病协会派团访华，我担任外方演讲的现场翻译。再后来，我也帮助北京一些医学方面的会议，做过不少现场英中和中英翻译，得到不少本院和外院骨科前辈的赏识，积水潭医院手外科W教授甚至意欲收我为徒。
Jo教导的虽然是英文，但是她的阅历和视野对我的帮助更大。中国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和长辈会告诉年轻人应该怎样生活。这种的关爱总是从爱护或辖制的角度，强加过来，在保护的同时，常常消灭了热情，扼杀了创造。Jo的出现，对当时眼界狭小又年轻的我来说，如同打开一扇窗，让人瞥见一个更为精彩的外部世界。这种的灵光一现（Inspiration）激发了好奇，再配上年轻无产者的勇敢，就推动了探险。这应该是社会创新，人性发扬的源头。
Jo在年轻人面前，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配上她优美的品行，正是青年人最好的帮助。她的循循善诱，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她的和蔼善良，给自惭形秽的学生勇气；她的坦率直接，让接受批评变得不那么沮丧；她的乐于助人，让接近她的人如沐春风；她简单的日常生活，促动年轻人重新斟酌物质的价值。
我认识Jo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她不是学教育专业的。来华之前，她是个家庭主妇，开过小店。拿到今天的标准看，她不算一个“合格”的老师。等到我自己成了父亲，也成了别人的老师，才慢慢明白，父母、老师除了教技能以外，更要紧的是会引导、开启年轻的思想；除了教导（teaching），更需要的是引导（mentoring），而好的导师必须有好的品行。我常常反省，今天我引导自己的学生，能像Jo那样，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一个深远的印记吗？
2011年，Jo在美国出版发表了她的自传Chasing a dragon（追龙记）。这本书从她小时候对中国、对龙的好奇写起，一直写到2000年左右，她和周先生回到美国，其中大部分篇幅记述她在中国见到的人和事。正如她在序言里所说，“那些年有好笑的事，那些年有糟糕的事，那些年有伤感的事，那些年有美好的时光。现在我需要决定回到美国，下一步做什么呢？这正是本书要写的：一直在追我的那一条龙。最终是我抓住了龙，还是龙抓住了我？”。
据我看来，Jo肯定抓住了龙，周先生不就是龙的子孙吗？Jo也肯定被龙抓住了，30余年里所交结的中国朋友一定抓住了她，那些的事、那些的人、那些的情感，一定在她身上留下了龙的印迹。我曾经劝她继续写作，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继续写中国。我实在相信，这一定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中国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这样的迅猛，曾经的贫穷落后，已经变成了富有堂皇；曾经的自惭形秽，已经变成了四个自信。令人扼腕的是，Jo走了，就再没有后半部了。
节译一首诗，愿Jo，我亲爱的老师，安息！这是《司徒雷登在华50年》最后一章里引用的诗，原作是英国诗人威廉.翰勒的《献给玛格丽特》(W.E. Henley, Margaritae Sorori), E.R. Hughes又据此作画。
让我去吧！
我已然功成，长日也已然消逝，
我得了奖赏，
心底还有晚归云雀的声鸣；
带我回到那宁静的西方吧，
那里有落日，绚丽又安详，
这就是死亡。
So be my passing!
My task accomplishe‘d and the long day done,
My wages taken, and in my heart
Some late lark singing,
Let me be gather’d to the quiet west,
The sundown splendid and serene,
Death.
“Night with Her Train of Stars and Her Great Gift of Sleep” by Edward Robert Hughes
2020年5月17日
于美国，北卡州，教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