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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出生在桂林，一座风光旖旎的城市，一座小富即安的城市。
千百年前有古人吟诵它：“桂林山水甲天下。”
新中国后有诗人歌唱它：“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
一座城市，能让外乡人评价如此高，还拥有流芳人间的诗句，家喻户晓的赞美，足矣。
外乡人是这么看桂林的，看的都是它的“表”，不知的是它的“里”。
那么，桂林人又是怎么看自己的呢？
桂林人说桂林有“三宝”：辣椒酱、豆腐乳、三花酒。
桂林人也说自己有“三多”：“卯哥”“卯妹”“夜屎佬”。这三多是什么意思？无从考证，无法言传，但可以意会。我问过许多桂林人，老的、少的、学堂里的、市井上的，大概的意思是，朋友聚会抢着买单，自己又没有太多的钱；朋友遇事抢着帮忙，自己又没有太大的权；有侠气仗义却不在“道”上，喜张扬自我却不在“理”上，让旁人一眼就知道他的半斤八两，这种人属于卯哥。见了大款认干爹，见了靓仔叫哥哥；拿起麦克能唱，端起酒杯能喝；你说她傻吧她又不傻，你说她精吧她又不精，这种人属于卯妹。而夜屎佬呢，是指一些大事做不成，小事不肯做；肚中半吊子，满嘴跑火车的人；他们喜欢张家长、李家短，说是“好心”吧，而实际上又起了挑拨的作用。
哈哈，敢于自嘲和拿自己调侃，这还真是桂林人的一种风格，一种幽默，一种胆识，一种文化。
如果要我来说说桂林，恕我嘴馋，最先想到的那就是桂林米粉，其次是腐竹。还有一个是柿子，那种蜡黄蜡黄的、硬邦邦的、切开以后里面有脆脆的“心”的柿子。
如果还要我说说，桂林还有什么让我感受最深，嗯，那就是桂林的“风水”。我一直觉得桂林这座小城的地理环境有点问题，桂林城的东西方向“弱”，南北方向“强”。一条漓江由北向南，造成了整个桂林市的城镇走向。沿经市区的漓江两岸，应当说都是些小山小水，山不峻峭、水不湍急。人们依水而居，沿山而作。如此秀秀气气、悠悠缓缓的山水自然正与桂林人的性格相呼应：清秀有余，雄浑不足；散淡有余，进取不足；精明有余，成事不足。而桂林城的东西方向却是有大山大水的，如东面有“大不过尧山”的尧山；西面有“高不过侯山”的侯山，以及在明朝以前隐山一带有方圆七八百亩水面的西湖。这些本来可以平衡阴阳、平衡刚柔的东西方向的大山大水，却在历史上都被桂林人忽略了。
好在近二三十年来这种忽略得到了一些补救。上世纪90年代初桂林两江机场选址筹建时，我就随当时的桂林市规划局局长李向前兄去过那里。面对着一片片杂草丛生、坑洼起伏的坡岭，向前兄一手叉着腰，一手“挥斥方遒”地比画着对我说：
“以后你回来，迎接你的将是一座世界水平的机场！”我被他感染了，兴奋了，新机场建设在桂林西部，将会有多大的一片土地被桂林划进去啊。
果然新机场建成后，桂林市区便将临桂县吞并了，桂林城市的版图向西扩张了许多，市区的格局就不再是一条狭长的江滩了。城市方正了，更加丰满了，整个“风水”也就变了。这几年回桂林时一出机场，当车辆行驶在宽敞的机场路上，目睹着楼盘林立的临桂新区，心胸也随之宽敞了起来。
宽敞起来的心胸会滋生起一种幸福感，会让我觉得因自己是桂林人而感到自豪。于是，我想我该写写我在桂林的曾经了，该写写我的桂林了。
1985年间，我去向大画家吴作人求学，曾好奇地问过他：“吴先生，您究竟是安徽人，还是苏州人？”因为传媒上既有说老人是安徽人的，也有说老人是苏州人的。面对着我的疑问，吴作老答：“我是安徽苏州人。”我一愣，满脸疑愕。他笑了：“安徽是我的祖籍，苏州是我的出生地，如果我说我是安徽人，苏州人会不高兴，他们会讲你生在我们苏州，喝我们苏州的水、吃我们苏州的粮长大，却不认自己是苏州人，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如果我讲自己是苏州人，安徽人也会不高兴，他们会说，没有我们安徽，哪会有你父母啊？又哪会有你啊？他们会觉得我这是忘了祖宗。”
我顿悟，极佩服吴作老的睿智和幽默。
我告诉他，我和他在这方面也有点像，我出生在桂林，可是我的父母却出生在江苏南通。因此南通才是那个被我填入籍贯的地方。
吴作老依然一笑，称我为“江苏桂林人”。
在我人生的六十年间，屈指算算，掐头去尾只有三分之一的岁月是在桂林度过的。离开桂林的四十年里，很少甚至几乎不再说桂林话。但很奇怪的是，在我写文章、看书读报心中默念的时候，竟都是桂林话。很多次，我试图强迫自己改用普通话默念，但又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桂林方言之中。
什么是根？也许这就是答案之一。
母亲生我时的医院叫“桂林市妇幼保健院”，桂林人叫“保健院”，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起点。该医院离我家居住的东镇路很近，走路也就十来分钟。它的大门前，有我童年时桂林市区仅有的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上的一个车站，那是我家出行的起点与终点。
（郁钧剑幼时）
那时的桂林很小，就靠这一条线路的公共汽车，在火车南站至火车北站的区间，来回往返，沿途串联起汽车站、南门桥、五美路、阳桥、十字街、凤北路、保健院、观音阁、虞山庙、北极路、抗战路等这十来个民生聚集点，便使这座因山清而休闲，因水秀而慵懒的小城增添了流动，焕发了生机。
保健院又像是一根扁担，挑起了整个桂林。
如果再把它比作一个轴心，那么我在桂林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可以说都是围绕在它的身旁消磨流逝的。
我读的三皇幼儿园，在它大门前的马路正对面。我读的中山北路第一小学，在它左前方的叠彩山前，我读的广西师范学院附中，在它背后的宝积山下。就连我家在桂林一共居住过的三个地方，东镇路、八角塘、骝马山都在它辐射的东西南北间，都不过二十来分钟的路程。
唯有1971年我考上了桂林市文工团学员队，驻队到了当时已经被停办了的依仁路“群众文化馆”里时，才算稍稍偏离了它的视线。
彻底挣脱掉桂林的束缚，是在1979年3月，那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随后离桂赴京，踏上了一条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奋斗之路。
从此桂林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但逝去的日子像秤砣加码一样，在我的心头越来越重。父母在世的时候，桂林是我情感中的寄托与依靠，父母去世了，桂林是我情感中的惦念与牵挂。
母亲早父亲一年去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清明前，我在武汉有两场演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上午演出时的节目顺序安排我在“倒二”的位置。中午吃饭时我向主办单位提出，能否在下午演出时将我调换到前面。坐在一旁的董文华、解晓东、许戈辉等其他演员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开玩笑地嚷嚷：“不行不行，郁哥你要是先出场唱了，火了，我们就没法接了。”
我向他们解释说因为有事，必须要在清明赶回桂林，而武汉又没有飞往桂林的航班，我只能赶下午六点由武汉飞广州的班次，再换乘晚上九点广州飞桂林的班次，如果我还在倒数第二个唱，就赶不上飞机了。
大家听我说完后纷纷问我：“什么事这么着急呢？”
我说：“是去看父母啊。”
“看父母？”他们听我这么一说都愣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父母已经去世。望着他们善良的目光，我点点头：“是去看父母。明天就是清明节了，我想回桂林去上坟。”说这话时，心里特别伤感。
那天我就是特别伤感地孤独一人从武汉飞到广州，又从广州飞到桂林。飞机降落时已近半夜，也许是航班太晚的缘故，飞机上的乘客寥寥无几。等下了飞机后，已停止了一天喧闹的桂林机场更显得空空荡荡。站在故乡空空荡荡的黑夜里，一种真真切切的游子心绪，一下子就翻涌了起来。
父母不在了，家就不在了。尧山上他们的坟茔，成了我今生今世每次往返桂林的起点与终点。
前些年有一位湖北人，姓李名金早，来桂林做官。他做官做得蛮好，任职市长期间将宋代桂林的护城河，即今天的杉湖、榕湖、桂湖、木龙湖与漓江和桃花江贯通勾连起来了，形成了当今桂林的新地标“两江四湖”。又很幸运和碰巧的是，我在桂林的那些年里就一直生活在两江四湖边上。童年的家傍叠彩山下的木龙湖，少年的家依漓江旁伏波山下的八角塘，参加工作后，学员队和歌舞团分别邻近杉湖和榕湖，离开桂林时，父母住在骝马山下的桂湖边。
唯一的遗憾是，在李金早先生两江四湖的宏大工程中，拆除了我家在木龙湖畔东镇路上的故居。
家在桂林，就从东镇路说起。
郁钧剑简介：
江苏南通人，生于广西桂林。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七、八、九届全国青联常委，八、九、十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副会长，是中华海外联谊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总政歌舞团一级演员。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出版过诗文集9部、声乐专著1部、书画集3部。
美国南方出版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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