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黑哥
1.楚吴是两种文化，我们两种出生,写作风格迥然不同
这部作品初稿，我拜读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想想有二十多年了。对人物和事件大体上没有太多印象，通过这部小说，我充分肯定你的小说语言，这与你结合方言写作，有明清小说之遗韵，才颇著特色，有莫大的关系。你通过二十余年的沉淀，变得更加成熟老道了。
这个作品构思应该是很奇特的，很符合你所生长的楚地环境，文化传统。楚地云楚泽的巫文化和浪漫主义最浓重的地区——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荒谬意味的地区。所以你写成一个荒谬的但又是用现实的手法来写，应该会有底气的。
你的写作可能最适合写这类题材了。我跟你是完全不同的写作态度和兴趣的，完全不同。就是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不一样，你是楚文化和巫文化培养和浸淫出来的，我却是吴越文化和浙东理性学派的后代。家庭出身也完全不是一个模型。我是传统的中国士子阶层出身的，浓重的中国正统传统文化，儒为主，道次之，再次之是佛，又特别是浙东特色的，宁波沿海的，最早的中国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地方。所以我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普世观都非常虔诚。而且两者结合，这是我最基本的价值观。
当然我从小又接受了体制文化教育，但比别人较轻，是因为家族边缘化，一直不是主流阶层。因为的确在这个时期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对前三十年而言，那种思想解放，那种深入思考我都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也很纯粹。所以你最早见到我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反而跟你当年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我的文学观也是随着这种思想衍变而来的。文学观是要有独特的经历的。我仍是喜欢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对社会的批判，对人生的思考，继承了吴越文化那种很强烈的家国情怀，人文关怀，悲悯情怀，悲剧意识——中国士大夫对社会对政治的干扰。
当然，文学毕竟和政治观念不一样，它是独特的，因为它有着美学特色。但这种美育观念仍是离不开政治和社会观念的。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现实主义，当然这种现实主义不是所谓有革命的现实主义。虽然也喜欢浪漫主义，像你们楚地的屈原老师，也非常喜欢，屈大夫表面上看起来是巫文化很重，但其实那只是一种表相，那纯粹是当时的楚地风俗而已，吴地越地也一样的。屈大夫更重要的是家国情怀，这也仍然是中国中原文化中士大夫精神的典范。
而南欧的拉西系文化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荒谬主义文学的源头。如西葡民俗，以至最后形成了南美的所谓荒谬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略萨这一帮作家。他们跟中欧的德奥的现代小说如卡夫卡的荒谬变形是完全不同的。南美文学只有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南欧西葡后裔们的政治动乱极权政治荒谬政治中才会产生的。实话说，作为文学的一支，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可以赞赏的尤其是开创性扩大思路的意义，但我对南美文学的喜爱也仅此而已。不会把它们当作我的主流文学范本的。即使像《百年孤独》，我也只是如此看法。只能作为小说可以这么写而已，那种思想的想像值得学习而已。这是我的观点，也许可以说是偏见。
所以你的这部小说从我的本意来看，我自己是不会写这样的作品的。即使便是莫言，还有一位河南籍的作家阎连科，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作家。他们也学了南美文学的风格，受了很大影响，但我更喜欢他们的现实主义深度的作品。这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生长的人的不同处。所以我希望你能把这部作品写得成功，写出特色。
2.血性，是楚地云梦泽的主要特点
你的这个小说，我看似乎是用楚文化，巫文化的荒谬来写当代的现实生活，而且是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个就看你能不能巧妙的做到。我想，应该是有象征意义的吧，这个我也只能这么想像了。我说过我和你是完全不同的，我就是用现实主义来写现实。你想用这种表现主义、荒谬主义来表现现实，应该是可能的。因为你那里本来就是这种文化，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就看你把这种荒谬和巫文化和民俗把握得如何了。实话说我真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也真不熟悉你们那里人的特点，我只能相信你是熟悉的，能把握得好，写出一个很有特色的小说。
想起来，你们楚地的人也真是有特色的，可以说跟我们吴地人的是相当不一样的。某种程度上说来，跟欧洲不同国家的人的区别是差不多的。如法意西人和德国人的差别，可能不如楚地人，吴地人（正宗的吴越人，而非历史上的大楚国，大楚国也包括过我们那里人）。想想吧，上世纪三十年代，你们那里的人闹红——洪湖、鄂皖豫、红安等根据地，还有你家乡水乡泽国，百姓说干就干，立马就造反。十多年前我刚刚有博客时正好在你的家乡汉川，你的博客中有一篇《革命年代》。我就有这个印象。更不说在此之前的武昌起义，该是出了多少英雄志士，出英雄豪杰之所在。但义旗一举，好多人又很盲从，随性气大。
而我们正宗的江南，长三角，吴越地，当时大家都在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财——所谓近代的民国黄金十年的时期，虽然汉口也走在时代的前面——有租界，最早的兵工厂，包括之前的洋务运动，但云梦泽的楚地更容易被时代的左倾所裹挟。总的比起来，湘楚之地人血性强，我们这一带的人较理性，不容易被时代潮流卷入，卷入也是慢半拍的。
即使到红色运动时期，武汉也是很激烈之地，百万雄师之类，都是血性之人啊。
3. 背景在极政治化的年代，写小说时反而要淡化政治
关于《四十岁一对指甲》，你写这个小说时，你要把细节写得非常真实，要知道你这个小说总体情节，故事是很荒谬的，在你看起来一点不陌生，是你楚地的故事你很熟悉，很平常，而且有些是你亲身的体会，如你亲属的故事，外婆的故事。但弄不好依然会让外地人以为过于太虚构，这是地域文化差别。所以你在写作时，要写得非常真实。这个真实不是指细节本身，而是指每个人在细节情节中的活动和心理。就像西游记中的故事，都是假的吧，但却写得那么真实。即使猴子、猪、水中沙鳅变成人，各种妖精，包括天上的菩萨，都是真实的人，跟普通人一样性格心态的人。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情节故事可以荒谬，但细节人物都要绝对真实。
还有时代背景，红色运动只是一个年段，这个大运动，是由不同的政治运动组成的。清理阶级队伍、红色风暴、三忠于四无限、整党、反走资派、都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互相不能混淆，要对应起来。不然，你写的东西就会露出破绽，这也是细节的真实。
你把《四十岁一对的指甲》放在这个政治化极强的阶段，写小说时反而要把政治淡化一下，不是故事人物的淡化，而是作者在表述时的意图的淡化。写这个时段的作品，因本身不是政治，不必再强化。把观点隐于情节，人物、细节中就够了，不必强调，不要怕没有政治观点了。这点你看看我的《牛吃老酒》，我写的这个时代，是中国农民最悲苦的时期。农民想吃酒，却吃不到，每月每户半斤可以买，做料酒都不够。农民之苦已经不必作者再去渲染了，只要写出真实就够了。我的倾向性，观点可以藏在后面了。什么都不必说了。这是我的体会。
你的这个小说，因为写在这个激烈的时代，特殊的年代，我就觉得已经有政治观点了。这样你应该更把重点放在文化上，这种巫术，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我无法说清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只是隐隐地感觉到，这是一群特殊的文化之人，在楚地这个特殊的土地上，又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发生，这三个特殊就是你整个所描写的。别的就不必去考虑了。只要把故事和人物写得真实就够了。我隐约是这么想的，具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写。你应该知道。我相信你。
我对楚人的印象其实是很深的。看到武汉人一起吃起酒来，那种豪放，加上胡言乱语，吹、捧、玩笑、戏闹。哈哈，跟我们这里人是完全不同的。还有一个，我百思都不解，两年前的一月十九日（不知有没有记错，反正就这几天），就在武汉封城前三四天，或二三天，居然办了个十几万人的年夜饭，狂欢。这个让我的震动，无法形容。十几万人啊，十几万，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群啊，不说疫情就在眼前，不！应该说是疫情中，就是在此前的几年，好像也办过。这种狂欢，就让我想起百万雄师，想起那些红区，红区的内部大屠杀。也让我想起你这个小说中所描写的，再荒谬也十分合理。
从这个意义上想来，你写这个小说应该是有批判目光的。但又不能明显的表现出来，你只消在写作时构思时想到这个批判就够了，不必刻意表现出来。
4.注意神与巫的创伤尺度
我觉得你写此小说切忌把其中的人物如巫师之类写得神神道道，好象真是神奇人之类，以示在写楚文化，那是骗人骗已，那才是表面的肤浅的。巫们也都是普通人，如你外婆贞之，也象平常的外婆、母亲、妻子一样的有亲情、爱情、人情的，他们装巫作道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而已。也许会入戏，也信一点自已的巫术，但只是表象，演戏而已。象演员表演，也会真动情，会真喜怒哀乐，但卸装后就成原人。所谓的楚文化早已不如二千年前的楚地了，你家乡也早已不是几百年前的云梦泽了。写此类作品你也可以偶然装神弄鬼，搞点噱头，但自己心里要清楚——入戏，也要出戏。
你说过不顾及发表出版的问题，这么想是对的。这样更放开，无拘束。不但你，我目前在写的小说，也不去想出版。照目前的情况看，是出版不了的。我就写下来，当作生存状态，人生体验。如是真的好货，我去世后也是可以问世的，这样写，更有形而上的写作意义。何况，我看你从来的写作都不计较出版。而我本来倒是为出版而写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学你的样子了。
2021年12月12日于上海崇明岛
《四十岁的一对指甲》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美国南方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通过自己的网站（http://www.dwpcbooks.com），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书店（Barnes& Noble），以及亚马逊（Amazon）等网上和实体书店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美国国会及各大地方图书馆均有收藏，美国南方出版社成功地把很多作者推向了更大更纷繁的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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