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在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字抄袭和打“擦边球”的两种学术不端⾏为已有所好转，现在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是恶意造假。
2 .医学是恶意造假、买卖论⽂的重灾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前对该领域的评价⽅式不符合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的科学规律与性质。
3 .与美国类似，同⾏举报在中国也发挥了主要作⽤，其中很多来⾃国外期刊。
4 .当今科研设计与实验结果数据庞⼤，要求研究⼈员保存原始数据及其动态变化对于事后调查、监管⼗分重要。
5 .科技部和基⾦委应该承担好监管⻆⾊，主要起监督作⽤，⽽不是调查的主体。
6 .中国对学术不端的治理⼒度仍需加强。现在许多需要处理的事情尚未处理，这导致⼈们不服⽓。
本文转自公众号“返朴”，有删节
去年⾄今，中国学术界接连被爆出⼀起⼜⼀起的学术不端事件。最近的是5⽉29⽇，知名国际“学术打假⼈”Elisabeth Bik发⽂称，发现8篇中国作者的医学论⽂涉嫌造假，这8篇论⽂来⾃不同作者、不同医院，有不同类型癌症、不同的蛋⽩质表达，但却拥有同样的Kaplan-Meier曲线、表值和线图。
此前半个⽉的5⽉12⽇，Bik还指出过⼀例在线发表于《⾃然》的论⽂《SARS-CoV-2 在hACE2 转基因⼩⿏中的致病性》涉嫌图⽚造假，该论⽂的研究团队来⾃多家中国研究机构，其中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北京新发传染病动物模型重点实验室、北京协和医学院⽐较医学中⼼和国家病毒性疾病控制预防研究所等。
不仅如此，Bik在今年2⽉还曝出⾼达400多篇⼏乎全部来⾃中国研究机构的论⽂似乎都产⾃⼀家 “论⽂⼯⼚”。
⾯对频发的学术不端，除⺠间打假外，出版界也难以坐视。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在4⽉撤稿了31篇中国作者的论⽂；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旗下期刊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则爆出撤回中国作者署名的稿件13篇。撤稿的主要原因包括伪造同⾏审议、图⽚造假、抄袭等。
对此，中国相关科研管理部⻔曾屡次发声加强学⻛道德建设。但针对学术不端的打击和治理⼒度，实际情况并不令⼈满意。就此问题，《返朴》专访了癌症⽣物学家、杜克⼤学终身讲席教授、曾参与中国国家⾃然科学基⾦委推进科学诚信教育相关⼯作的王⼩凡。他表示，现代科学在“五四运动”时期才开始进⼊中国，但⻓期动荡的时局令中国的科学研究难以⽣根。直⾄1978年“改⾰开放”，现代科学研究体系才正式在中国发展起来，科学研究的法规和准则也才逐步形成。要厘清中国现在⾯对的学术不端的问题，⾸先要理解中外科学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分析和应对中国的学术不端问题。
受访⼈ | 王⼩凡（中国科学院外籍院⼠，杜克⼤学终身讲席教授）
采访⼈ | 《返朴》记者王⼆
返朴：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如我们所知，中国近年来屡屡爆出学术不端事件，根据您的观察和总结，中国此类事件的主要表现特点是什么？
王⼩凡：在过去很⻓⼀段时间，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不端⾏为是“抄袭”，主要表现在语⾔⽂字上。⼤约⼗年前，《⾃然》发表的⼀篇短评曾称“中国近三分之⼆的科学研究论⽂存在学术不端⾏为”。我对此很震惊，仔细分析了解后发现，其中⼤部分是指“⽂字表述抄袭”⽽不是数据抄袭。例如，⼀篇⽂章在前⾔部分抄袭他⼈的表述。
在我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化背景的不同。在中国的⽂化背景下，在诸如回顾性、总结性的⾮原创性⼯作的表述上，抄袭他⼈⽂字并不是⼤问题，但是⻄⽅⽂化则要求科学研究论⽂体现全⾯的原创性。且在英⽂语⾔背景下，⻄⽅占据着优势。因此，Nature的短评简单将中国的问题说成“三分之⼆的科学研究论⽂存在学术不端”抹杀了中国学者作出的许多学术成果。后来，随着国内在教育和制度上的加强，这⼀情况逐渐有所改善，⽬前“抄袭”不再是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学术不端的主要问题。
第⼆种常⻅的学术不端⾏为是打“擦边球”。⽐如某科学家的论⽂数据在多次实验中都被证明是可重复的，却在论⽂的产⽣和修改过程中因为粗⼼甚⾄偷懒使⽤了⾮原始数据，从⽽被认定为编造数据。
最后⼀种学术不端⾏为便是恶意造假。例如，⼀些研究成果没有可重复性，本来不成⽴，但作者故意编造数据来达到⽬的。这会误导学界甚⾄触犯法律，假如有些成果被⽤于临床医学领域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恶意造假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制⽌，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基础研究领域⾥恶意造假在中国的⽐重远⾼于其他国家。
不过，前两种情况在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均已有所好转，⽽恶意造假是需要我们重点应对的。对于前两种情况我们应该通过对科研⼈员的教育来降低发⽣率，对于恶意造假则需通过检举揭发、严肃处理来应对。
返朴：以您的观察，哪些学术领域是中国恶意造假的重灾区？原因是什么？
王⼩凡：从我较为了解的⽣命科学与医学领域来讲，当前中国在⽣命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但恶意造假、买卖论⽂的重灾区也集中在医学领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前对该领域的评价⽅式不符合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的科学规律与性质。⾃从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和普通⾼校合并之后，医院的管理常常成为⾼校的附属。因此，在教育部制定的评价体系下，对于医疗⼈员的评价⽅法简单照搬⾼校对从事教学科研⼈员的评价标准。这使得在⾼校附属医院⼯作的医⽣⼀边要治病救⼈，⼀边⼜要搞科研、发表论⽂，迫使⼀些医⽣想“办法”发论⽂。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也诱导医⽣们买卖论⽂，从⽽致使部分医⽣越过了道德底线，⾛上了学术不端的道路。
曾经有⼀名在美华⼈担任⼀家杂志的主编时收到来⾃中国的投稿，结果被审稿⼈发现该论⽂从头到尾都是抄袭审稿⼈本⼈已发表的论⽂。此事后经卫⽣部追查，发现身为作者的两名医⽣就职于国内⼀家省级医院，医院的留任要求是发表论⽂。于是为了留任，这两位医⽣铤⽽⾛险从⼀家⽹上兜售论⽂的公司购买了这⼀剽窃的论⽂。
在我看来，从事医疗事业的⼯作⼈员想要寻求职业发展并没有错，但是应该为他们提供正常恰当的上升渠道。我反对对医学领域做“⼀⼑切”的发论⽂的要求，我们应该引导具有良好研究训练的医⽣做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让其他擅⻓医疗的医⽣专⼼给病⼈看病⽽⽆需担⼼晋升时需要满⾜发表论⽂和获取研究基⾦的要求。
返朴：对于数据有问题的论⽂，该如何判断是不是恶意造假？
王⼩凡：造假是⼀种主动⾏为，在没有确实证据时我们不能简单将某⼀学术不端事件定性为恶意造假。此前《肿瘤⽣物学》杂志曾出现107篇撤稿事件，在我看来其中并⾮全是恶意造假。假如发现⽂章数据有问题，当作者提供原始数据后，发现数据使⽤不规范或是有误，这就不能简单称之为造假。我曾担任过多年副主编的⽣物化学杂志⼏年前统计发现，⼤约5-6%的投送或发表在该期刊的⽂章存在数据错误或重复使⽤，但仅有1-2%属于恶意造假。对于前者，作者应我们要求会出示原始数据；⽽对于后者（恶意造假），作者收到提供原始数据的要求后往往会消极应对，这时杂志就会主动跟进，包括撤稿甚⾄通知作者⼯作单位和研究基⾦资助管理部⻔。
返朴：同⾏举报可以说是⽬前中国对学术不端现象的主要揭露⽅式，您以为其效果如何？
王⼩凡：⽬前来看，与美国的情况类似，同⾏举报在中国也发挥了主要作⽤，其中很多是来⾃国外期刊。⼈们看到有问题的⽂章后可以在相关⽹站举报，甚⾄还有⼈专⻔就学术规范“挑⽑病”。期刊接到举报通常会认真对待，例如我曾担任过副主编的⽣物化学杂志，接到举报后会组织⼯作⼈员专⻔检查并根据结果作出相应的决定。虽然这增加了期刊的⼯作量，但维护了学术的严谨性。
以美国为例，我所在的杜克⼤学就曾因同⾏举报⽽被发现了重⼤学术不端事件。杜克⼤学曾经拥有⼀个测量⽼⿏肺活量的实验平台，科学家们通过该平台获得相关数据，共发表了50多篇论⽂。有⼀个参与部分⼯作的实验员经数年观察后发现平台管理者在多数情况下并未对实验⽼⿏进⾏实际测验，⽽是将捏造的数据交给了科学家。于是此实验员向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员）举报。NIH调查后发现情况属实，这导致50多篇论⽂被撤稿，杜克⼤学被要求退回所有以有关实验结果为基础获得的项⽬经费，且因监管不严被罚⼀亿三千万美元。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该举报⼈可以获得罚款的30%作为奖励。⾃那以后，杜克⼤学对学术不端的监管更为严格，并新增要求——“如任何⼈观察到学术不端情况未进⾏举报，将承担相应责任”。
返朴：有奖有罚，双管⻬下。那么在美国，如果学校收到举报信后⼀般如何处理？
王⼩凡：收到举报之后，通常学校⾸先进⾏⾃查，基于调查成本和隐私考虑最开始不会请第三⽅调查。但如涉及当事⼈级别较⾼，则会考虑请第三⽅进⾏调查。当对学校调查结果不满意时，相关研究经费资助单位如NIH等将会亲⾃组织调查，并根据结果予以处罚。
也是在杜克⼤学，⼗多年前⼀名学者曾发表论⽂称“使⽤基因表达对肺癌和乳腺癌进⾏分析从⽽达到精准⽤药”。基于该成果，杜克⼤学获得多个研究项⽬的联邦资助，且部分研究成果已⽤于临床实验。后来有两名校外的该领域科学家发现主要实验结果⽆法重复，向该学者提出质疑。因该学者的导师为⼀名德⾼望重的教授，杜克⼤学决定邀请第三⽅专家来调查。但由于调查中该学者提供的数据为计算机存储的阶段性实验分析数据，故第⼀次调查并未发现问题。此后，这两名科学家仍坚持质疑，并联合该领域30余名专家联名举报。于是，NIH亲⾃组织调查，发现该学者修改了计算机存储前，实验开始阶段产⽣的原始数据。最终，该学者被开除，其项⽬被取消，其导师实验室产出的所有相关论⽂均受到调查。杜克⼤学也因此受到了巨⼤的名誉与经济损失，除受到联邦政府罚款外还要向参与了临床实验的患者家属赔偿。
值得⼀提的是，由于数据复杂，计算机存储、处理后的数据很难溯源，给该案的调查、监管带来很⼤困难。⽽当今科研设计与实验结果数据庞⼤，保存原始数据及其动态变化就变得⾮常重要。因此⾃该事件后，杜克⼤学要求科研⼈员保存所有项⽬的原始数据，每⼀步修改必须留下记录，特别是计算机储存的数据。例如，我们实验室每年要向系主任签署保证书，保证数据的处理和保存⽅式能够随时可溯源、可追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尽管美国科学研究诚信体系发展多年，但学术不端的监管仍然需要与时俱进，这包括科研诚信管理的制度和⽅式。我们要从教育上、制度上与时共进地提醒⼤家对⼀些问题给予重视，当新的情况出现时，要及时地加强和完善应对⽅式。
返朴：可以看出，打击学术不端，举报是⾮常有效的⽅式。但该如何避免恶意举报呢？
王⼩凡：对举报⼀定要有筛选、验证过程，要确保渠道的畅通，让正常举报可以到达，也要注意预防恶意举报。假使对举报不加以筛选，将会使之成为害⼈的渠道，⿎励了恶意举报和打“⼩报告”的坑⼈⾏为。由于中国社会⽂化的特点，⼈事关系的复杂可能会出现当某⼈要晋升时就被举报的现象，这需要我们从制度上进⼀步完善，让恶意举报的⼈承担责任。
在美国，举报包括匿名和不匿名两种⽅式。杜克⼤学强调举报的前提是“在举报⼈最佳判断⼒下，认为证据充分”，如发现恶意举报将会予以惩罚。
返朴：在中国，许多⼈有⼀种担忧，当科研⼈员被举报有学术不端⾏为时，其所在的单位不是认真启动调查，⽽是试图掩盖，以便⼤事化⼩、⼩事化了。
王⼩凡：没有学校和研究单位希望⾃⼰名誉受损，⽆论国内还是国外。学校⼀般不会对本单位学术不端事件⼤张旗⿎的宣传，没有任何⼀个单位希望⾃⼰⼜丢脸⼜赔钱。但对于学校和科研机构本身⽽⾔，为了保持学术尊严与⻓久声誉，必需严肃对待学术不端⾏为，该处理就要处理。⽤壮⼠断腕精神来严肃处理学术不端⾏为的学校和机构往往更能赢得学术界的信任和尊重。
在处理的时候，要依据科学事实做判断并讲求公平，让当事⼈有机会说清楚。同时处理的结果要与所查清的错误程度相对应，以理服⼈，从⽽起到对犯错⼈惩戒和对旁⼈警示的双重作⽤。除了对证据确凿的犯有恶意造假不端⾏为的⼈要给予严肃处理，从⽽体现“零容忍”的原则外，对⼤多数犯有较轻程度错误的⼈不要“⼀棍⼦打死”，笼统地贴上“学术不端者”甚⾄“学术造假者”的标签。应当依据事实厘清责任，允许这部分当事⼈纠正错误、吸取教训、重塑学术声誉。
要做到这⼀点，就需要以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和处理每⼀件有关学术不端的案例。⼗多年前，杜克⼤学⼀名研究⼈员宣布创造出了⼀种⾃然界不存在的新型酶分⼦，被其他研究者质疑。质疑者多次与该实验室沟通得不到回应之后，向NIH举报。NIH要求杜克⼤学启动调查，最后调查结果显示该研究结果存在不可重复性，导致数篇发表在⼀流杂志论⽂的撤稿。于是，学校对其认为有责任的研究⽣导师给予学术不端的处罚。对此，身为导师的教授表示不满，他通过证据证明⾃⼰确实对实验结果的产⽣没有直接责任，⽽只应负管理失察的间接责任。最终，杜克⼤学因处理不当损坏了这位教授的名誉⽽对他作出了经济赔偿。
返朴：总体上看，您认为⽬前中国打击学术不端的⼒度如何？是否到了抓典型的时候？
王⼩凡：我认为中国对学术不端的治理⼒度仍需加强。现在许多需要处理的事情尚未处理，这导致⼈们不服⽓。监管部⻔要拿出具体例⼦做示范、抓典型，惩罚相关单位，起到警示作⽤。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找到针对不同情况的治理⽅案，形成诚信治理体系。不能仅仅将抓典型当成⼀次运动，⽽是要通过典型案例，建⽴⼀个从诚信教育到作出处罚的完整治理体系。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教育、制度、评价、惩处等多个⽅⾯形成合⼒，努⼒抑制科研领域功利、浮躁的⻛⽓。当前有⼀些研究⼈员并不注重在某⼀学术领域或⽅向的深⼊研究，⽽喜欢⾛捷径，只希望快速获取科研成果，以求名求利。有时通过学术会议、学术交流等活动获取他⼈思路，就快速重复他⼈⼯作以抢发⽂章。这类⾏为不仅伤害科学交流合作的健康氛围，更助⻓功利⻛⽓，往往引发数据造假。这类研究⼈员获得不合理的资助、奖励，也会影响那些愿意踏实钻研、⻓时间坐“冷板凳”的科学家。我们需要重视解决这类问题，从更根本的⽅⾯⼊⼿努⼒塑造⼀个健康、诚信的科研环境。
返朴：打击学术不端，除了在事情发⽣后能尽快发现和惩处，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在前期就预防学术不端的发⽣？
王⼩凡：以美国为例，为了预防学术不端的发⽣，按照联邦政府的要求，杜克⼤学每年必需开展学术诚信教育。科研⼈员可以参加相关课程，并在线进⾏测试。对于刚踏上科研道路的研究⼈员，我们会开展为期三天的岗前教育，专⻔讨论科学诚信相关问题。这⼀教育并⾮照本宣科、简单记忆⼀些条例，⽽是每位教授带领⼗⼏名学⽣进⾏具体案例的分析和讨论。这种⽅式效果⽐较好，因为并⾮所有学术不端都如恶意造假⼀样显⽽易⻅，许多如打“擦边球”的学术不端问题⽐较模糊，但进⼊科研领域的学⽣应该知道如何不犯这类错误。经过讨论之后，学⽣们的体会和记忆会更为深刻。
平时导师们也应当对学⽣引导和灌输学术诚信的观念。特别是名下有多名研究⽣的导师⾸先应当确保有⾜够精⼒培养帮助学⽣学会怎样在严守科学道德的前提下做科研。在发表论⽂时，导师⼀定要做到最后把关，如果太忙则需要可信的助⼿帮助严格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和重复性，不应在未经严格审查的⽂章上署名。
此外，学术诚信问题完全靠惩罚失信者也并不可⾏，⼤部分情况下需要靠社会和同⾏的监督，要从道德上来解决该问题。在我看来，作为科学家、作为教授、作为医⽣，如果珍惜⾃⼰的名誉，⼀般都是会守规矩、遵循科研道德规范、严格要求⾃⼰的。
2011年，我帮助中国基⾦委遴选了美国科研⾏为教育培训⽅⾯的⼀本经典教材，且由基⾦委资助并组织翻译成中⽂。过去⼏年间，这本《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为教程与案例》（第三版）成为清华⼤学等⼀些国内⼤学科研诚信教育的教材。这本教材中通过很多具体事例陈述了科研领域的很多⾏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年轻科研⼈员如能在科研活动起步阶段受到这些教育，会帮助他们在今后的研究⽣涯中奠定诚信和责任基础。我想这种科研诚信的教育⼯作应进⼀步推⼴，因为预防科研不端⾏为是很关键的问题。
返朴：您对未来中国的学术不端治理的前景作何判断？
王⼩凡：⽬前，中国的科学研究整体向前快速发展，在不断完善中。我们要在各⽅⾯与时俱进，不断调整管理⽅式。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中国的⽂化背景。据NIH的⼀项调查显示，在资⾦评审过程中违反规定私下打招呼现象较多的是具有中国和印度教育背景的研究⼈员。中国本身是⼀个⼈情社会，中国⼈做事打招呼、说⼈情的状况是⽐较普遍存在的，想要⼀下⼦改掉⼀些国⼈不健康的⾏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建⽴完整的科学研究诚信体系还需要⼀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最终，减少学术不端问题，还是要依靠个体道德意识的提⾼，要依靠教育告诉所有科研领域的⼈员哪些规范应该⾃觉遵守，道德的制约是很重要的。
在制度建设⽅⾯我们也需要不断进步，从多个⽅⾯⿎励、保护原创研究成果，建设更好的学术评价体系，抑制功利、浮躁的⻛⽓。我们的科技管理部⻔也在做很多有益的尝试，⽐如最近基⾦委推出的“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编注：按照要求，专家在评审科学基⾦项⽬时，既要对科学基⾦资助负责，还要对申请⼈负责。同时，专家通过资助决策及和对申请⼈科研⼯作帮助⽽获得的评审贡献值，将会被纳⼊信誉系统），在激励评审专家公正履职、确保科研资源合理配置⽅⾯就做出了很好的改⾰。我相信只要⽬标正确，坚持不懈做改⾰，我们能够解决科研领域⽬前存在的包括诚信系统建⽴等各种问题，建设更好的科研教育“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