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北京遇见西雅图》里，男主人公曾经是北京某心血管医院的专家，挂号费被黄牛炒到 3000 元且一号难求。来到美国，却因一时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些机场接站之类的杂活儿，直到自我觉醒，发愤图强，最终考取美国执业医师资格，重当医生。
影视作品有为情节、票房刻意渲染的成分，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学生要到美国学医或中国医生要到美国行医，的确都非易事。
杜克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黄教悌教授从安徽农村的寒门子弟，到如今成为教学、科研、医疗水准均得到世界范围
内广泛认可的医学家，砸碎华人在美从业无形的“天花板”，成为世界名校医学院临床系的负责人。与他的个人奋斗历程相比，电影角色的际遇起伏实在不算什么。
在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学会的协助下，笔者采访到黄教悌教授。彼时，他正在办公室指导住院医凯瑟琳·卢德科博士（Catherine Luedke MD）进行病理学诊断，对于患者来说，自己患病组织的一只小小的病理切片经过黄教授的法眼， 即可最终被确诊：是否患癌。
第一关：语言文化融入
航（刘航）：黄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接受我的采访。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医学生来美国学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黄（黄教悌教授，以下简称“黄”）：第一是语言，第二是文化。你想想，如果你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你的中文如果不过关的话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航：在国内学医要学至少 5年，我见过医学英语书，那么厚一大本儿。如果认真学完了，过来留学语言仍然是问题？
黄：我说的语言，主要指交流的能力。像我们两个做采访，用母语，可以随时转换话题，随时就不懂的问题相互阐明观点。中国人和美国人交流，语言障碍往往不是不会说，而是只会很生硬地“一是一，二是二”，到不了一种随便聊家常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的交流，语言和文化是要融合在一起的。你一定要真正理解人家的风俗习惯，像他们对宗教的崇拜呀，他们对上大学的看法呀，家庭里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呀。回到医疗专业来讲，要对美国的医疗制度、保险公司在医疗行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病人到医院来的心理变化都有了解。历史、地理、流行文化、传统文化……这些别人说起来如果你搭不上话，那么还是语言不过关。我们不可能跟美国同事、患者、朋友朝夕相处却一直跟人家聊专业话题。
航：这就涉及太多平时的积累、个人悟性和努力程度了。中美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差异很大是吗？
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两国进医学院的人，原本的基础就不一样。中国是高中毕业高考考过了就进医学院，美国是大学本科读完之后才能进医学院。
航：美国进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他们的本科背景一般都是什么学科？
黄：这又是一个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原则上对本科背景没有要求。多数想进医学院的本科生，往往起初读的是生物专业。但别的专业的人一样可以申请，只有一些基本要求，就是说你必须上过几节生物课，上过几节化学课，上过几节统计课……有的美国医学生，本科背景甚至是英文专业、戏剧专业、历史专业、物理专业。他们在本科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发现最后还是想学医的话，只要在医学院需要的范围里面，再多修几门课就可以了。
航：相比来说，我们高中报志愿就可以报医学院，定向是比较早了。选择的时候，可能人的成熟度还没有达到，另外没有本科其他学科的积淀。
黄：对，中国的医学生往往书本知识很多，但是人文科学的底子相对薄弱。专业之外，聊起地理、历史、文化，甚至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中国的医学生往往了解得很少。
第二关：适应考点转换
航：美国大学的医学院入学考试或住院医面试，跟中国的考试有什么不同？
黄：美国的考试，定的基本调子就完全不一样。中国的考试，考的是书本上的医学知识；在美国，有很多牵扯到伦理、社会公俗等。
比方说他们会有类似这样的题：你在路上碰到一个少年被车撞了导致昏迷，送到医院以后需要手术。那么伤者多大岁数以下必须由父母决定；多大岁数他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手术，你不能告诉他父母（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后，他的事情就必须自己决定，那么他的病情就有权利不告诉父母）；如果你找不到任何人，或者说这个昏迷的人家里几个人的意见都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你作为医生应该怎么处理？该类题考既考你随机应变的能力，更主要是要求你掌握很多基本的法律与政策。
航：这个在中国的医学院里应该是不教的。
黄：现在或许有，但至少我们那个时候不教。这个就成为我们到美国以后很大的一个难题。时常遇到这类情况，比如美国有的病人入院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又长期病得很严重，那么我们会跟他本人或家属沟通，说如果你心跳、呼吸停止了，我们用现有的机器可以维持你处于植物人状态，但你的病没有办法治疗。这个时候给你一个选择：放弃治疗；或是哪怕有 10% 的希望，我都要继续治下去。美国的医疗体系会给病人提供很多选择。
航：这对医生的沟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黄：住院医录取的面试，就看你沟通的能力。语言表达、逻辑等都很重要。有的人，可能某个知识他了解，但不一定能表达清楚。
航：换句话讲，情商也很重要啊！
黄：情商在美国非常重要。
航：感觉在美国，但凡能够学医的人，综合素质都已经在优秀线以上。
黄：美国的医学院，都是读完大学本科之后，被证实是非常优秀、天资很好的人才敢考虑去报考的。并且医学院的入学竞争残酷到什么程度呢？以我们杜克大学医学院为例，每年招 110个人，但每年申请的人数大概是 7500个。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找到全美国最杰出的年轻人进入医学院。那么对于中国想来这边医疗体系中学习或工作的人来说，这挑战就非常大。你的竞争对手往往是美国最厉害的人，况且我们在语言、文化方面又都处于一种劣势。
航：面对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人尖”呀。
黄：对，所以我们不光知识要比他们学得扎实，语言、沟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要下苦功夫才行。
第三关：直面执业医师考试
航：除了对语言、文化、伦理、情商的考量，美国执业医师执照考试本身的知识容量考察究竟有多难？现在大概有多少华人通过了这个考试在美国行医？
黄：尽管很难，但从中国到美国来，顺利通过考试做医生的人已经不少，现在全美有几千华裔医生都不止。这些人肯定都经历了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因为这个考试，基本是把我们在中国医学院五年学习的内容，用两次给你考完。我们在中国上课，上一门课，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这里整个医学院的课程，集中在两次全考出来，每一次要考很多内容。那么每次考试之前应考者都必须读非常多的书，更何况全部是用英语出题、表述、作答。
航：复习过程肯定相当辛苦，也会像中国的考试，有个类似考纲、复习资料之类的东西吗？
黄：我们当年就是很有限的几本书。现在好些，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大家的资讯比较畅通，很容易得到更多消息。但仍然需要很清醒地认识到的一点是：美国执业医师考试对于华人来说，从来都是你必须考到很好的成绩他才会考虑你。如果你仅仅考一个刚刚通过的成绩，那也就意味着你没有通过。你在国外受的训练，人家首先就不怎么相信你，所以你必须是特别突出才有机会。因为申请的关键，牵扯到一个面试。
第四关，当住院医师，3～6 年的系统提升
航：终于熬过了这么残酷的竞争，从美国的医学院毕业，又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那么令人羡慕的美国医生职业是不是就在向你招手了呢？
黄：笔试通过了，你仅仅是有了一个申请的资格。面试才是他们真正考核你的过程，面试要看你英文流利程度、对美国文化的理解、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等方方面面。总之，淘汰率是相当高的。
美国的医疗机制是一种鼓励新人入行的体系，每年从医生岗位退休的人总比进入这个行业的人要多，这使得年轻人（包括国外医学院毕业生）有相当多的机会。但是这个系统又具有极大的垄断性，其准入门槛高且限制人数，以保障现有医生的饭碗和薪酬。中国医学院的毕业生要进入这个体制，是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的。
美国顶级的医学院每年基本上只招 100个人左右，而且医学院读完之后，你想进入住院医的体系，又面临一个限制。比方说我们杜克大学病理系，政府这四年就只给我们 24个名额，就是说我每年最多只能招 6个住院医生。我们在美国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系，招的人相对来说还算多的。
航：究竟什么是住院医？跟我们国内在医院的实习医生究竟有什么区别？
黄：中国的医学生读完医学院就到医院去工作，开始是实习医生，慢慢熬， 一直熬到副主任、主任。其实这是中国医生紧缺或者说医疗资源紧缺的一个症结所在，就是说年轻的医生他不能独当一面。因为他刚刚从医学院毕业，基本没有独立接触过病人，病人不信任他。如果这个医生足够幸运，是在协和、同仁这样的大医院里，熬上十年，他的老师又真是好好地教，那么十年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合格的医生。如果这个人去的是一个县医院，或者区医院，那他基本上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很棒的、被病人相信的医生，因为那种地方有大病的病人很少去。
再有，即使你在很大的医院，成功与否还取决于你的上级医生。他如果没时间教你，或者说他根本不想教你，你成为合格医生的那一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以来，中国的医生总数其实不少，但是能干的、被社会广泛信任的医生不多的原因。
航：也就是说培养好医生成才的良性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黄：这个机制，应该借鉴美国的“住院医制度”：学生读完医学院拿到学位之后，到医院就进入另外一个系统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三年，最长六年， 这要根据你选哪个科决定。比方说我们病理科是四年，在这四年当中，我们这些有权培训住院医的机构必须有一个很完整的教学方案，第一年学什么、第二年学什么，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黄教悌教授辅导杜克大学住院医凯瑟琳·卢德科博士观察病理切片， 为病人做诊断
航：所以住院医在医院里还不是正式职工，只是一个培训的阶段，对吗？
黄：是的，就像你今天刚刚看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孩。她是凯瑟琳·卢德科博士，是在杜克大学医院已经做到第三年的住院医。我跟她一起看病理切片， 我看她之前的判断对不对，对，就出正式诊断报告，不对，当场指出她错在哪里， 这个过程对她来说就是上课。不同的是，这些不是课堂上教科书式的用典型案例来教学，而是真正在实践中用目前的病人标本在实时诊断的同时进行的教学。
因为有针对住院医的这样一套完整、系统的培训方案，那么四年之后，他们出来工作，跟那些已经工作很多年的人水平差距是不大的。当然如果学生还想在某一个专科里面做得比较精，那么还要再延续住院医身份 1～2年，叫作专科培训。
航：就是说在美国我如果到医院去看病，无论是遇到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医生，只要那个人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主治医生，那么他们的水平就基本差不多， 是吗？
黄：是的。这里有一套机制来保证这些医生在独立上岗前能够有充分的学习和锻炼机会，不像中国普遍认为医生是越老越值钱。
另外，在中国有“上级医生”这个说法。就是说，一个医院有主任、有副主任、主治医生、住院和实习医生，医生被人为地划分为这四级，但最后真正接触病人的关键步骤，都是在主任或副主任身上，底下的人就没有什么机会。
航：是呀，我们老百姓最寻常的想法就是：我挂一个专家号，你要说你是一个主任，我还觉得值，你要是个副主任，我都觉得这钱花得有些冤枉。
黄：没错。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在美国医生没有级别。今天你看到这个女孩子（凯瑟琳·卢德科），她目前还不是一个正式的主治医生，但等到她训练完了之后，如果我聘她到我这里来工作了，那她是第一年参加工作，我是工作快二十年了，但我们两个在看病这个事情上是平等的。我管不了她，她能够独立处理的事情，就不用请示我。在这样独立工作的环境下，年轻人成长很快。这就是美国医疗人才培养机制跟中国的一个重大区别。所以在美国，你不会觉得好医生稀缺，事实上是专家一大堆。
中国应该取消医生的等级制度，不应该用论文衡量一个医生的医疗水平，年轻医生会很快得到成长，真正的医疗专家就会多起来。
航：表面上看是咱们中国的医生成长得快，医学院毕业进医院马上就能当医生，但成长过程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老百姓都不信任他。
还有一点顺便问问您，在住院医阶段，学生的收入肯定跟正式的医生差很多吧？
黄：美国保证了住院医还是可以很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起薪大概是第一年 5万美元左右[在高消费地区像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和UCS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Francisco，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院和系里有额外补助，接近 9万美元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可以达到 7万多美元。基本的生活肯定没问题。在北卡这样的州，医学生可以活得很好，很多住院医都自己买了房子。
航：一个医学生经过很多辛苦，进入治病救人的序列以后，就可以很体面， 衣食无忧地去钻研自己的业务了。在中国，如果你是个实习医生的话，这一点还做不到。
黄：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在学习美国的住院医生制度。培养好医生需要制度， 更需要文化的积累。
第五关：自我价值观需要调整修正
航：中国在不断进行医疗改革，但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医改，到今天还是不太能令老百姓满意。您认为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医疗资源不平衡、医生职业素养饱受质疑等问题有何解决之道？美国这边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黄：目前中国医疗薪酬体系、医生自我价值体现方面都存在问题。举例说， 中国现在开始建立住院医制度（归培），但我听说在中国读完医学院，进入这个归培阶段，工资很低。那么你想，在北京、上海这样高消费的城市有尊严地活着是不可能的。新入行的年轻人怎么办？很多不在明面上的办法就出来了。
航：美国的住院医转为正式医生后究竟能赚多少钱？
黄：比如刚才坐在我对面这个女孩子，如果她训练完了，我把她雇到我们系里工作，那么起薪是每年 20万美元，比美国职工的平均收入多很多。但美国人不会抱怨医生收入高，因为大家清楚这个行业投资很大，很辛苦，而且责任也特别大。
美国的医生职位总多于毕业生人数，医生基本上不存在找不到工作或者失业的问题。在美国，如果有铁饭碗这一说，大概只有医生这个行业。这也保证医师这个行业可以永远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我认为，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健康就是最重要的产业。如果最优秀的年轻人不当医生，说明制度肯定不完善。
航：这个起薪在中国二线城市能够买一套房。
黄：在中国，即便是一个大医院的主任，看他的工资单，可能也就是很少的钱。他们更多钱都是要靠奖金，或者其他额外的收入，比如周末出去做手术。不完善的体制扼杀了医生的社会价值。
航：所以一些人就不顾当年进入医学院时的誓言，开始为了钱不择手段。
黄：在美国，医生的收入可以保障他很体面的生活。另外，医生如果做了不合法的事情，比如说拿回扣，他就有可能被吊销医疗执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谁愿意为了一两万美元去担这样的风险呢？
航：这就是高薪养廉嘛！
黄：是的，而且医疗执照是在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一旦你被吊销医疗执照， 那么你再找工作也只能背着这个污点。所以也不会有人去做这种不合法的事。
航：医患关系紧张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黄：相互不信任对不对？你如果有病住院，那么主管你的医生必须确保你把所有的钱都交了，并且还要多交一点当作押金。
航：是这样。
黄：病患感觉面前的医生跟超市的收银员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来医院后， 就是面临着一手交钱，一手看病。
航：我感觉这是一个买卖。
黄：对，他给你开药，你马上就会警惕地想：他这么开，是不是为了自己多赚钱？在美国就完全不会，美国的医生不管收钱，你看病花了一百块钱还是花了一万块钱都不影响医生的收入。
航：你们用不着谈钱，财务部或保险公司会跟患者谈。
黄：在这边的医院看病，你问医生我需要交多少钱，没有一个医生知道。医生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看了那么多病理切片，你问我我应该收多少钱，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事情。这样的话，病人就对医生有绝对的信任。
航：你们拿的都是年薪？
黄：对，我们拿年薪。两方面医疗机制如此不同，如果你是从中国过来打算在这个体系里行医的人，那么从价值观上就要树立凭良心干活的概念，不再完全是用金钱价值来衡量自己该干多少活儿。
华人美国医界立足之根本：医疗、教学、科研
航：您刚刚在看的是杜克大学医院送过来的病理切片吗？患者究竟患没患癌症您这里就能够确诊是吗？
黄：是的，这是一项常规工作，我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这项检查就叫病理学诊断。
航：我早听说您的医疗诊断是一绝，很多临床医生拿不准的病例，往往需要拿来问您。除了诊断，您觉得在强手如林的杜克病理系能够服众，最重要的是哪方面的能力？
黄：在美国医界，医疗水平、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是衡量一个医生的三项标准。医疗水平是多年的积累，摆在那儿人家都认可。教学方面，我在很多单位被评为最佳教师，获得了不少相关荣誉。但要说咱们华人如何在美国医界立足，真正服人的东西还是在科研方面。因为很多美国医生，由于本身临床或教学的工作就能让他过上不错的生活，他们就没有精力与兴趣，也没有能力搞科研了，科研方面强的就不是很多。所以一个临床能力很强的医生，同时兼有科研项目就会备受同行尊重。
目前中国的医疗走进了一个误区，很多医生都被逼着去做研究、写论文，这是非常错误的。应该发挥大家的个人特长和兴趣，喜欢搞科研的可以少看病或不看病，临床强的人不应该被逼着搞研究。系统必须改变，让所有把工作做好的人都有机会，而不要要求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
航：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近主要的科研项目？
黄：近年来我一直专注于前列腺癌最佳治疗方案的研究。
前列腺癌过去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早些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本身就没有现在长，很多人 60岁左右就去世了。甚至到十多年以前，前列腺癌在中国临床都很少见。但在美国男子当中，这个癌症是一个最为常见的癌。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呈直线上升，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平均寿命长了；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更像西方的生活方式了；第三个原因也跟普查有关系，过去即便有人得了前列腺癌，大家也不去追究到底是什么问题，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很老了，病得不行了，就死掉了。现在因为人口健康的普查做得越来越到位，查到的中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就变得非常高。
航：就是说不是我们以前发病率低，而是寿命还不足以长到这种癌症发病的时候。
黄：是的，我的实验室现在就是在作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这个病的病因、分子机制、诊断和治疗的办法。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从人的前列腺里，用一个细针， 取一点组织出来，然后把这个组织做成切片。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到底是不是癌症。
杜克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内景
航：这个诊断算比较新的研究吗？还是您这个实验室做得比较领先？
黄：做这个诊断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但我实验室里做的探索是很前沿的。我们目前主要研究“发现前列腺癌后，如何对患者进行恰当的治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根据不同病人采取不同治疗方法，我们要制定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治疗方案。早期前列腺癌都可以治愈。但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年龄、癌细胞可能发展的速度，推断出哪些患者需要治疗，哪些不需要。因为很多年龄比较大的病人，最终导致死亡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前列腺癌，要区别对待，不能为病人增添无谓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另外有的病人，即使治了，花了钱，受了很大罪，但还是没法治愈，这样的病人，我们也建议他不要一味无度治疗。这是理念上一个很大的区别。
第二，我们在探索制造一些药物，只消灭癌细胞，对人的正常器官、组织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癌症病人都去进行化疗，化疗后头发掉了， 每天呕吐、腹泻，这些副作用都是因为治疗不精确造成的。
用实力砸碎华人在美任职的天花板
航：您 2016年正式成为杜克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您领导的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员，编制如何？
黄：目前我们系在校任职的教授是 80 多人，这些人都由我直接负责管理。另外我们杜克大学还有别的医院也有病理医生，还有别的科室，为了教学，就会有很多客座教授，加上这些人，少说也有一百多位教授。其他比如技术员、秘书、管理人员等加起来，有一千多人。
航：这么大的摊子，实在是需要非常强的领导能力。
黄：你知道在美国倾向保守的南方，重要的职位基本都是本土的美国人把持。在杜克这样一个顶尖的医学院，我们的医生很多都是哈佛、杜克、斯坦福、宾大等这种响当当大学里出来的人。所以一个领导，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但对美国文化不是特别了解，就是整天在办公室做自己事情，不善于与人交流，那么就很难胜任。人家必须从内心真正对你佩服，你的工作才能有效推进。况且千把号人，每天各种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很多事情处理起来根本没有一个模板，所以每天我都面临着要对很多事情做决定。
航：华人在美国医学领域能做到管理层的确实特别少，是吗？
黄：对，因为牵扯到制度和文化的因素。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的医疗机制是政府给你规定好的，美国没有政府文件给你规定得那么细，但学校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你把医疗搞上去、科研搞上去、教学搞上去。就是这么一个总体要求，再没有细节了。没有人告诉你编制可以是多少人，要安排些什么人，也没有高年资和低年资的比例要求，每个人的工资和奖金也没有规定。
那么作为我这样一个系主任，手中的权力和责任就更大。因为要决定编制， 人太多，人浮于事；人太少，每个医生负担过大，可能导致跳槽，这就会影响医疗整体水平。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除了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外，还必须要有医疗管理，甚至和保险公司打交道的能力，你知道美国的医疗保险很全面同时也很复杂。你还要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因为我们很大部分收入是政府给的保险部分。还要在院系里保持一个平衡，经验足、名气大的人需要；实实在在每天干活的人也需要；教学做得好的需要；科研做得好的人也需要。
航：大家长。
黄：中国人，自身专业要过硬，同时在跟美国同事、同行交往过程中还一定要让人感受到你有一定的气势。
从寒门学子到医学家
航：听说您当年来美国，是考 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 istry ExaminationandApplication，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黄：20世纪 80年代，中国和美国的信息不对等，差别太大。美国知道中国的学生很聪明，若能招到中国最顶尖的学生的话，对未来的美国，乃至世界医学界都将非常有益。但他们不知道究竟谁行谁不行，文化差异、沟通障碍、意识形态等，导致他们在美国拿着一个中国人的申请却没办法了解这个学生的真实水平。另外，当年申请赴美留学，如果按正规途径，要考托福、考 GRE。托福当时的报名费要 20美元，那个时候相当于一个中国普通研究生两个月的工资都不止， 所以当时就没有几个人能够负担得起考托福和 GRE的钱。
航：不知道今天拿着父母的信用卡来美国轻松留学的孩子看到这里会做何感想。
黄：感谢当时有一些美籍华人，知名的教授（李正道、吴瑞等）为中国学生赴美深造搭桥。他们联系组织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和中国的教育部合作，让中国教育部在顶级大学里面选最顶尖的学生，就在中国内地考试（当时如果考托福要到香港）。然后他们从这些顶尖的学生里面再选最顶尖的人，直接到美国读研究生。
航：当初的录取比例是多少？
黄：1986年的生物学考试项目，每个顶尖的学校，只有 2～4个名额，全国总共有 90个名额，笔试以后挑出 50个人接受美国教授面试，然后再从这 50个人里面最后选 30 个人。所以我们那一年（1987）这个项目全中国送到美国的，就 30个人。我是作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硕士被选送的，当时去了四个人考试， 包括我考上了两个。
航：听说您在给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学会会员讲座时，还提到了来美后经历的人生低谷。
黄：我在纽大（纽约大学）读博士研究生非常顺利，美国读博士研究生平均需要 6～7年，我 3年半就读完了，并且在最顶级的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后来读博士后的时候，由于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失误，一度面临着前功尽弃不知何去何从的状况。
航：医学科研进程里还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黄：举个例子，就像天文科学家到天上去找星星，你的技术再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的方向选错了，那边根本没有那颗星星，那就是徒劳的。
我当时在科研上也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项目已经进行了两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航：大概前进的道路总不会是一帆风顺吧。
黄：这时候我太太就鼓励我说：“你应该振作起来，努力在美国当上医生，然后再把研究捡起来。”后来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把进入医疗所需要的考试全部通过了。
航：您的经历让我不由想到大导演李安在人生最低谷时，也是他的夫人说： “安，不要忘记你的梦想。”
黄：所以我也想对今天的留学生，特别是学医的孩子们说：有梦想就要去追求，出国留学，要远离自己固有的舒适区，只有通过自身奋斗，才能最大程度实现自己在人生事业方面的抱负！
航：好的，黄教授，感谢您对未来中国留学生的鼓励与支持！和您聊天，我也学习到了很多知识。也祝您未来的事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继续为华人在世界医学界争光。
黄：好的，感谢你。
杜克大教堂冬景
